中國尚武精神的百年失落:大國無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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乃最善之計。

——八、萬一###波及滿蒙，我國在該地特殊地位、權益有遭受損害之虞時，不問來自何方，將予以保護。並且作為國內外人士安居發展的地方，應決心不失時機地作出適當的措施。②

按：第六條的“特殊考慮”即侵佔。第七條的“最善之計”為扶持漢奸政權。第八條的“予以保護”即在引發中國反抗或國際干預時，日本出兵。

既然第七條那樣的內容是“不公佈”的，可見“不公佈”的尚不止這一條。秘密會議，商定秘事，這引起各國注意。會議期間，各國情報人員及新聞記者進入日本，雲集東京，一探究竟。由於日方防範甚嚴，探密者一無所獲，但外界都哄傳著這次會議包藏大計劃、大陰謀。

1928年6月4日，在張作霖從北京退回瀋陽行至皇姑屯時，一聲巨響，車毀人傷。待侍衛將張大帥搶救回瀋陽帥府，他的生命已到了油枯燈滅。張作霖曾經“親日”。但當日本人依照他們的“綱領”意欲鯨吞中國東北時，張作霖作了有限度的抵制。日本關東軍首領對張作霖絕望了，他們要除掉張作霖，造成東三省群龍無首的局面，以便乘勢奪取東北。

張學良從天津趕回瀋陽，偵知了是日本人炸車行兇。國恨家仇，積於胸中，在沉痛處理父親後事的同時，張學良亦堅定了與日本人鬥爭的決心。為了破悉一年之前“東方會議”的謎團，張學良綜合國內、國際方面的資訊，已經在數月前啟動了一個偵察計劃。他令東北保安司令長官公署外交委員會委員、他的秘書王家楨，想盡一切辦法搞到日本“東方會議”的密件。

1928年5月，東京“蔡豐源商行”的老闆、《日華雜誌》的創辦人蔡智堪收到了從中國寄來的一盒糕點。剝開糕點，發現一封密信，略謂：“日美方面傳說，田中首相奏摺，對我頗有利害，宜速圖謀入手，用費多少不計。樹人。”樹人，即王家楨字。

王家楨將如此機密大事託付給蔡智堪，這是有前因的。蔡智堪，1888年生於臺灣苗栗縣，十一歲隨父去日本，日名蔡扁。1912年畢業於早稻田大學。青少年時，傾向進步，1905年孫中山流亡日本，他曾與陳少白一起到橫濱碼頭歡迎，後加入同盟會。大學畢業後，自開商行，自辦雜誌，自備貨船進行中日間的貿易，成為聯絡廣泛的富商。1927年，他認識了王家楨。1928年春，被王家楨聘為東北保安司令長官公署外交委員會的“駐日辦事員”。這“辦事員”，即是“情報員”。

第一次接受如此重大的任務，蔡智堪不敢怠慢。他找到民政黨顧問床次竹三郎，這是一位長期接受蔡智堪經濟支助的政客，關係密切，無話不說。幾杯酒下肚，蔡智堪正色相告曰：“床次先生，軍部乃一群莽漢，若由其實施《田中奏摺》，必導致中日開戰，弄不好將會危及天皇制國體喲。”床次本對軍部不滿，一聽蔡智堪言明利害，便深以為然。略加思索，二人定下行動方案：由蔡智堪出資，宴請諸###，共議對策；由床次做外圍說服工作；得到奏摺，由蔡智堪轉出發表，讓天下共知田中內閣及軍部陰謀。

後由床次說通內大臣牧野申顯等###大臣，他們同意讓蔡智堪抄出奏摺密件，公佈於世，以阻止軍部胡作非為。鑑於奏摺藏於皇宮，牧野推薦他的妻弟山下勇（時任皇家書庫管理員）取得入宮通行證並帶路入室。

1928年6月2日夜11時50分，蔡智堪以一個補冊工的身份攜帶金盾形“皇居臨時通行證”進入皇家書庫，隨身還帶著黃色冊表大小型三、四張、綠色繡線數團、鋼錐三支、大小針一包等這些標明身份的道具。證件真實，道具齊全，蔡智堪順利透過了直達書庫紅葉山下門的長橋，等在門前的山下勇帶著他進入書庫。很快，他找到了《田中首相奏摺》的檔案。

真是喜不自勝！蔡智堪靜下心來，將透明碳酸紙蒙在奏摺原件上，一筆筆用鉛筆描出。

就這樣描了兩夜，《田中奏摺》的第一份特殊抄件完成了。數日後，蔡智堪將奏摺抄件放在皮箱夾層裡，前往瀋陽。下車，即直奔瀋陽小西關外的王公館。③　王家楨見到蔡智堪，大喜。用最快的速度，王家楨派人將《田中奏摺》翻譯成中文，並立即呈送張學良。張學良命交“官銀號印刷所”用上等白紙印刷二百冊，分發東北軍高階將領閱存。送走蔡智堪，王家楨攜帶四冊《田中奏摺》趕到南京，將其交給中國最高當局，這必然對中國當局的外交防務決策大有裨益。待到1929年12月南京《時事月報》刊出《田中奏摺》時，這無疑又給全中國人民上了一堂國防教育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