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尚武精神的百年失落:大國無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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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成的人的犧牲與物的譭棄（聯軍譭棄之前），後人自可想見失控的“群眾運動”對於國家民族的損害幾乎是毀滅性的——正因為起事者原本一無所有，所以他們要以創造“一無所有”的局面為最大滿足。

袁世凱的驅趕政策，讓義和團在山東的活動畫上句號。光緒二十六年春，義和團活動中心由山東轉入直隸。看一看柴小梵的《梵天廬叢錄？庚辛記事》，我們可知義和團由東省入直，其實是“打回老家去”。

拳匪起于山東，而大禍之發，乃在直隸，東省得安閒無事，則巡撫袁慰亭剿匪之功不可沒也。東省義和團，創始於嘉慶時，蔓延至於直隸，數十年來，人俱視之為邪教。及毓賢任東巡，頗尊信之，於是直隸古城、清河、威縣、曲周等處之匪漸漸南下，流入東昌之冠縣，自冠縣及於東昌各屬，再由東昌、曹州、濟寧、兗州、沂州，濟南等處潛萌滋長，至己亥秋間，其勢大熾，然仍出沒黃河以西，而以直隸為老巢……

袁世凱的高壓政策，讓義和團演出了一出“鳳還巢”而已。

重回直隸的義和團，經過了“山東洗禮”，在“質”上發生了突變——有了新口號、新旗幟、新的傳播方式、新的戰略目標——因而在撤出山東僅僅半年之內，便由“鄉村拳壇”躍上“國家拳壇”，他們造成的影響及傷害，也是全域性性、時代性的。

大多數研究者公認，義和團由山東進入直隸後，有一次景州休整，此後便兵分兩路，一緣大運河入津，一緣蘆保鐵路入京。這等於承認，義和團在直隸省內有一次“小長征”。這一說法的資料支撐存在明顯的缺項，如義和團的上層領導結構及成員狀況、決策過程、指揮協調系統、後勤保障實施等。考慮到進入北京的義和團有十萬之眾，進入天津的義和團有二三萬之眾，這麼一支人馬的千里流動必然有極為充分的維持條件。但看公私文件，義和團的北上“小長征”快若飄風，易若流雲，似乎省略了一支龐大隊伍賴以存續的所有繁雜。這促使我們從另一個角度思考義和團直隸北上。或許：

這根本就不是一次“小長征”，而是一次“大串連”；

不是一次叢集性奔襲，而是一次系列引爆；

不是一次拳民的大行軍，而是一次首領們北上佈道。

結果是：進入京津的義和團，不再是山東義和團或冀南、冀中義和團，而是由義和團首領在北上終點地區快速吸納的全新的徒眾。

因為壓根就不存在一支千里奔襲的有組織的隊伍，因為所有的陣前鏖戰都是臨時嘯聚者的即席表演，所以當義和團波及到北京、天津時，便有了最龐大的隊伍、最狂熱的心態，以及最失控的衝擊力量——這也是義和團極度膨脹、驟然消亡的內因之一。

有一個外國人，即斯特林？西格雷夫（Sterling　Seagrave），在他的《龍夫人：慈禧故事》一書中，不經意地點到：

有些西方人的印象是：一群群的山東“拳民”正在向首都蔓延。但事實與此相反，那些“師傅”們並沒有帶“拳民”跟著他們，而是在接近城市的時候一路招募、訓練新的信徒。這種情形進一步強化了這樣的印象：正是那些師傅（而不是信徒），才是這場運動背後的政策的關鍵，也是義和團“拳民”和鐵帽子們之間的聯絡紐帶。

局外人的、非學院派的判斷，近乎事實。

義和團的首領（師傅），是一批串連者、點火者、宣傳者、佈道者。為了“速成”團隊，他們將傳統拳術的演練由“童子功”、“終身功”，減少到“渾功百日，清功四百日”，最後再壓縮為一星期，甚至一天完成，這便是“神拳”。中國無所不在的愚民最愛投機取巧，一天就能練到刀槍不入，誰不一試為快？

後期義和團，不再求“強”，而在求“大”。義和團一路發展，一路放火，火的蔓延與義和團的蔓延同一路數。

本文指出義和團的這一爆發特點，意在推出這樣的結論：後期義和團已經脫離了原初的教民衝突、民族義憤，而將“滅洋”變成了集體暗示，將“神拳”變成了集體假想，因而表面上轟轟烈烈的一場“群眾運動”已經蛻變為義和團首領的“運動群眾”、“愚弄群眾”，並借“群眾”的團伙之力哄抬起個人的權力滿足。。　最好的txt下載網

一、“扶清滅洋”：一個百年迷誤（6）

一路向北蔓延，“扶清”的口號是為欺騙清政府的。偶遇政府阻礙，他們扔掉“扶清”的大旗，會立即投入“反清”之戰。而“滅洋”，與反帝衛國不沾邊，只留下焚燒教堂。

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