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京都當藝伎:一個美國女學者的花街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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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作為先鬥町的唯一代表在祗園侍宴，可這棟著名而孤高的建築，卻令我急於一睹真容。

我把座敷的事情跟媽媽桑說了，也談到了自己對於去祗園侍宴的疑慮。“不要那麼膽小，”她說道：“你可是被特別邀請的，其他侍宴的藝伎大概都沒有受到這種待遇呢！”不過我仍然有些緊張，“那我穿什麼好呢？”受到上次的奚落，我對自己有一點不自信了。媽媽桑借給我她的單衣和服及染色腰帶，因為五月份的氣候已經不太適合穿袷（帶襯裡的和服）以及刺繡腰帶，而穿夏季的■（羅紗和服）又還為時過早。當我於晚上六點半到達一力茶屋時，茶屋的女主人在門口迎接我，她非常的友善，多少讓我感覺自在了一些。

這一次我是以藝伎的身份出現，而不是一個客人了。我跟隨祗園藝伎——只有四個——一起進入座敷，裡面十五位客人都已經在等著了。我們有些不太均勻地分散在餐桌周圍，然後倒上米酒開始乾杯。這次宴會沒有什麼特別值得回味的，藝伎們甚至連舞蹈都沒表演。八點半時，宴會就結束了，那些祗園藝伎全都消失不見，趕赴其他宴會去了。這種做法是有些無禮的，因為東京的客人們還沒有打算到此為止，現在她們一走，弄得客人們都不知道去哪兒好了。

做東的主人招手讓我過去，“給你的媽媽打個電話，告訴她我們都去三葉屋。”我打回去的電話卻是歐巴桑接的，說媽媽桑出門了。我突然想起來今天媽媽桑要去參加烹飪俱樂部的晚會。我只好回到宴會廳繼續跟他商量。“那麼，先鬥町還有其他合適的地方嗎？一切就交給你來決定吧，”他這樣對我說。於是我又打了好幾個電話，可是沒有一家茶屋有足夠的空間接待突然到訪的十五位客人。

由於這位客人是媽媽桑的老主顧，所以我覺得有責任幫他辦好這件事。“我知道一個地方，”我說道：“那是個酒吧，但是非常有意思，管理那個酒吧的男人很像過去的男藝伎。”我打電話到那家酒吧，那邊說座敷廳是空著的，於是我們立刻就趕過去了。這個酒吧是屬於只限於接待熟客的地方，實際上，在京都有很多酒吧都類似於這種私人俱樂部。從外地來的客人如果沒有本地朋友介紹的話，一般是沒有機會進入這些酒吧的。

一力茶屋的媽媽桑既尷尬又有幾分輕鬆，輕鬆是因為這些客人終於有地方可去，不必在京都城裡無聊地閒逛；尷尬自然是因為在祗園舉辦的座敷，最後卻由唯一的先鬥町藝伎安排活動。這位東京的社長，很明顯對祗園根本就不熟悉，他作為媽媽桑的熟客，為什麼非要到祗園來舉行座敷呢？我對這一點感到很好奇，而他似乎也覺得應該向我解釋一下，因為我們在酒吧一落座，他就立刻把我叫到了一旁。首先他謝謝我幫他在客人面前挽回了面子，這些客人可都把他視為“京都通”呢；然後他抱歉地表示，他為了給客人們留下好印象，不得不在祗園的一力茶屋舉辦座敷，“這是他們聽說過的唯一一家茶屋了，”他這樣總結道。

我把客人們帶到這家酒吧真是一個完美的選擇。對這家茶屋進行管理並且提供娛樂服務的是一個男人，大家叫他“主人”，意思相當於男性媽媽桑。我把他描繪為一個男藝伎是因為他像過去的男藝伎一樣會唱歌、會彈三味線，還能夠獨自表演傳統喜劇。這位主人的專長有小歌、端唄、長歌、清元節，他還能唱義大夫、常磐津和一中節。客人們最常點的是都都逸，這是一種十八世紀晚期的音樂風格，唱的都是俗曲，最後往往會有一句幽默淫蕩的雙關語。｛57｝人們在聽前半部分時並不太用心，但到了最後的妙語快要出來時，就都放下了手中的酒杯，專心地等待。這位主人卻稍作停頓，咧著嘴露出狡猾的笑容，引得客人們連聲催促。妙語這一部分我通常都聽不懂，可是除了我之外，其他的人全都笑得東倒西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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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式幽默

我帶到酒吧的這群客人當中有作家、編輯和出版業人士，這些人全都是跟文字打交道的，所以他們把主人的表演也視為一種文字遊戲。雙關語在日本人的幽默當中佔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而由於日語當中存在大量的多音多義字，使得人們對於雙關語的使用非常方便和自然。對一名藝伎來說，善於玩文字遊戲是一種極為受歡迎的才能，比起美貌來，這種才能會讓客人們更加讚歎。正是由於藝伎座敷對談笑逗樂的強調，才讓外國人在這些宴會上格外覺得無趣，對他們來說，翻譯過來的日式幽默就和隔天的薑汁一般索然無味。實際上，語言不通只是造成這種情況的原因之一，日式幽默中還有大量因素會讓外國人覺得不知所云或者乾脆就是愚蠢無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