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妖與先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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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面上的廣泛調查，還加強了對風俗調查會骨幹調查員的實踐鍛鍊。《風俗學》理論課授完後，張競生要求同學們從《風俗調查表》上所列各項中任選一項，各自去做“北京風俗”實地的調查，再將調查後的心得寫成論文，作為本學年及畢業考試的成績。為使學生真正學有所用、用有所成，張競生還特地在每星期一下午四時半至六時，在北大一院四樓教員休息室與學生調查員進行專題討論，答疑問難，親自指導學生進行實地調查，此類活動極大地激發了學生的興趣，提高了學生的能力。在初步的學理探討和具體實踐過程中，張競生悉心培養了顧頡剛、容肇祖、鄭賓於、常惠、臺靜農、鍾敬文、沈作乾等一大批傑出的風俗調查事務員，正是這批人，日後成了中國現代民俗學界的中堅力量。　。。

五、風俗調查（6）

張競生是一個對學術研究懷有極大抱負的人，在短短二三年中，作為我國現代最初的民俗學機構，在張競生的直接主持下，風俗調查會組織了對妙峰山、白雲觀、東嶽廟、財神殿等廟會的風俗調查。

其中以1925　年4　月30　日至5　月2　日的妙峰山調查為首次進行，影響最大，也是中國現代民俗學史上第一次有組織、有目的、有計劃的專項田野調查。調查者包括顧頡剛、容庚、容肇祖、莊嚴、孫伏園等五人。

妙峰山，位於北京城西北八十里的地方，是仰山的主峰，也是北方有名的“香主”。山頂天仙聖母碧霞君據說是東嶽大帝的女兒，每年陰曆四月初一至十五為進香之期，朝山進香的人絡繹不絕，最多的時候有好幾萬人，他們來自京兆、天津、保定，旅京南方婦女也有不少。在為期三天的妙峰山香會調查中，顧頡剛是參與調查的五個人中用功最勤、成績最大的一位。

顧頡剛，1893　年5　月出生於江蘇蘇州，1920　年在北京大學畢業後留學校圖書館工作，不久任職研究所國學門，兼任馬幼漁、沈兼士二先生的助教。他積極參與胡適倡導的整理國故運動，主要興趣在古史的研究，“原來單想用了民俗學的材料去印證古史，並不希望即向這方面著手研究”，“所以和民俗學特別接近，發表的東西也最多之故，正因為我把它與研究所的職務發生關係。研究所中有風俗調查會和歌謠研究會，我便藉此自隱”（顧頡剛：《走在歷史的路上——顧頡剛自述》，江蘇教育出版社，2005　年，第72，95　頁）。

所謂歪打正著，由於環境使然，顧頡剛遂著力於民俗學的研究。作為調查會的主力成員之一，顧頡剛當然瞭解和掌握張競生的《風俗調查表》，但在實地調查中，他卻沒有按圖索驥，而是從別人習以為常的禮儀習俗中發現問題。1924　年4　月間，顧頡剛代理編輯《歌謠》週刊，他在第五十號發表了一篇自己剛剛完成的文章《東嶽廟的七十二司》。從真正的學術規範來說，這是一份不合格的調查報告，但卻是《歌謠》刊載的最早的純風俗調查報告，不僅題材單一，而且主題集中，有不可忽視的開創之功。

在妙峰山香會的調查中，顧頡剛使出渾身解數，進入忘我境界，手、眼、耳並用，傾聽，觀察，有聞必錄。他從幾個老婆子的閒談中知道一位向不出門的閨女竟徒步幾十裡山路前來進香；他在廟中看燒香，見到一個江浙口音的盛裝閨秀在滿積穢水的石槽中淨了手再去上香；又見上香的人群中，有三步一拜而來的，也有一步一拜而來的。他以種種觀察來說明進香者的虔誠和神威的浩蕩；從茶棚的設定及與茶棚中人的談話中瞭解到香會的興衰與經濟的關係；從神殿的設定看到了道教對待其他宗教的態度；從北京人和天津人不同的會單中看出“王三奶奶”的身份和地域色彩……

顧頡剛忙碌了整整三天，才對妙峰山香會的情形瞭解個大概：“他們都是就一種職業或一處居住的地方聯絡結會，除了祀神之外更佈施一切用具和食品，如茶、鹽、面、粥、饅頭、路燈、拜墊、撣帚、茶瓢、膏藥等；或盡了自己的技能去娛樂神靈，幫助香客，如五虎棍、腳踏車、槓子、秧歌、音樂、舞獅、戲劇、修路、補碗、縫綻等。到了那裡，一切有人招呼，彷彿進了另一個世界，崎嶇的山嶺便化成了理想的樂國了。這些香會的經費，在鄉下的是按畝抽捐，同皇糧一般的繳納；在城裡的是就本業捐輸，或向人募化。這些會名，我只就刊有會啟（進香時的招帖）的鈔，已鈔到了九十餘個，其餘沒有會啟的恐還不止四五百呢。他們的香會的組織是極有秩序的：先設立了會所，議定了會規，排好了守晚、起程、上山、朝頂、回香的日期，又分配了引善、催糧、請駕、錢糧、司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