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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則，我所說的愛情，乃是美滿無缺的愛情，所以一切與它有相關的，皆是組合這個美滿無缺的愛情上不可少的條件。感情、人格、才能，固然重要，故我特地把這些條件列在前頭。”“就此而論，除了一般無賴、情迷和那些不知自重的人外，斷不會因愛情有比較可變遷的緣故，而至終日忙碌為情戰或為戀迷。究竟，不止無此弊病，若能因愛情有比較可變遷的緣故，使愛情的條件日日提高，這個即是使感情、人格、才能等項日日提高，豈不是進化的人類所應為？又豈不是社會上最好的現象嗎？”
三、愛情定則（10）
很多反對者質疑張競生寫這篇文章的動機，是替朋友張目，為朋友隱惡揚善。指責“他（指張競生）既與良善風俗來作對，不配當大學的教授罷？”對此，張競生也有明確的回應：“我的愛情定則，不能因譚是朋友就不敢說的，也不是因譚不是朋友就不要說的。定則自定則，朋友自朋友。主張自主張，仇人自仇人。我愛朋友，我更愛定則！我怕仇人，我愈要主張！凡稍知我是一個思想自由及極有主張的人，就不會懷疑到我受了某人的暗示才能說話的。”
這是一種光明磊落的態度，也是張競生提出愛情定則並做出答覆的價值之所在。客觀地說，張競生提出的愛情定則在理論上並非完全無懈可擊，在邏輯上也有不夠嚴密的地方，尤其是把像斯芬克斯一般古老而神秘的愛情問題抽象為四個定則，有明顯的簡單化、絕對化和教條化傾向，但總體而言，張競生提出的愛情定則，是有進步意義的，是反對封建主義的，同時也是符合辯證唯物主義的，具有非凡的理論勇氣和原創能力。它跟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所做出的論斷一脈相承：“結婚的充分自由，只有在消滅了資本主義生產和它所造成的財產關係，從而把今日對選擇配偶還有巨大影響的一切派生的經濟考慮消除以後，才能普遍實現。
到那時候，除了相互的愛慕以外，就再也不會有別的動機了。”這實際是肯定了張競生所說的愛情是有條件的。恩格斯又指出：“如果說只有以愛情為基礎的婚姻才是合乎道德的，那末也只有繼續保持愛情的婚姻才合乎道德。不過，個人的性愛永續性在各個不同的個人中間，尤其是在男子中間，是很不相同的，如果感情確實已經消失或者已經被新的熱烈的愛情所排擠，那就會使離婚無論對於雙方或對於社會都成為幸事。”這也明確地闡明愛情是可比較的，愛情是可變遷的。
因此，張競生的愛情四定則以及由此而引發的中國歷史上第一次關於愛情的大討論，具有不容忽視的拓荒之功。這是對封建意識與傳統禮教的一次正面衝擊，是對婦女解放與戀愛自由的一次全面啟蒙，是對男女平權與兩性關係的全新詮釋。儘管這次論戰並未幫助人們找到什麼是戀愛自由、什麼是真正愛情的終極答案，更未能在人們的頭腦中確立起一種正確的愛情婚姻觀念，但論戰本身所體現的探索真理的勇氣，卻昭示著一個時代的巨大進步。
當然，這次招致滿城風雨的愛情定則大討論，也是付出代價的。
最直接的傷害就是譚熙鴻夫婦，特別是譚熙鴻，身為北大教授，職司為人師表，對於傳統道德與普羅大眾，應該肩負起示範和教化作用。因此，一些不明真相者或封建衛道士，藉助媒體，對譚熙鴻的行為大加撻伐，使譚熙鴻備受所謂“緋聞”的壓力，一定程度上損害了他在社會上的名譽和北大里的威信。但譚熙鴻身正不怕影斜，他忍辱負重，默默工作，繼續擔任北大評議會評議員，認真履行教授治校的職責。更難能可貴的是，他篳路藍縷，負責籌建北大生物系，親自謀劃組建隊伍、設定課程、採集標本、招收學生，並擔任第一任的系主任，書寫了中國現代生物學最初的燦爛篇章。此後大半生，雖然緋聞或謠言總是如影子一樣跟隨著他，但他淡然處之，事業為重，先後擔任浙江大學農學院院長、國民政府農林署署長、全國蠶絲協導委員會主任等職。解放後，擔任農業部顧問和中國科學院特約研究員，把畢生的心血奉獻給中國現代生物科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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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論辯姻緣（1）
“愛情定則的討論”是副刊高手孫伏園在《晨報副刊》上組織策劃的一次精彩亮相。“五四”時期，由於北洋政府鉗制新聞自由，報紙的新聞版面無法客觀公正地報道事實，副刊常常比正刊更激進、敢言，因而獲得更大的發展空間，一些名牌副刊便應運而生。全國出現了北京《晨報》的《晨報副刊》、北京《京報》的《京報副刊》、上海《時事新報》的《學燈》副刊和上海《民國日報》的《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