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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不相容的因果鏈，直到片尾才接合這二條因果鏈。
1993年，哈羅德？雷米斯 （Harold Ramis） 執導的《偷天情緣》（Groundhog Day，又譯《土撥鼠日》），助長了這類“要是如果”劇情的流行。在2月1日，一名討人厭的氣象播報員菲爾到龐斯塔維尼（Punxsutawney）報導著名的土撥鼠節慶典。後來他發現自己被困在2月2日，因而每天重複活在2月2日當中。這些2月2日的不同結局，取決於菲爾每天的作為，有些日子是無聊瑣碎的，有些日子則是作奸犯科的，而後來菲爾便開始嘗試改善他的生活。在經歷了許多日子之後，他才變成了可取的人，而日子就神奇地不再重複了。
不論是《滑動門》或《偷天情緣》，都沒有解釋主角為何出現生命路線的分叉。我們只能假設，有某種更高的力量為了改善他或她的處境而介入其間。其他電影可能會提供某些改變的助因，例如時光機。在羅伯特？澤梅基斯（Robert Zemekis）執導的三部《回到未來》（Back to the Future）電影（1985； 1989； 1990）中，安排了馬蒂的博士朋友發明時光機。在《回到未來》第一集，時光機意外地將馬蒂送回1955年，當時他的父母還未談戀愛。由於馬蒂意外改變了他們談戀愛的情況，因此，危及自己在1985年的存在。儘管是青少年喜劇片，而且是以時光機做為改變助因，然而這三部電影，尤其是第一集與第二集，卻創造了複雜的因果交叉。馬蒂促使他的父母親談戀愛，而平安回到1985年，且由於他的第一次時光旅行，他回來時生活也改善了。但是，馬蒂在2015年發生的事件卻影響了1955年，這是因為壞人畢夫使用時光機，改變了當時發生的事──而這會給博士與馬蒂全家帶來可怕的後果。馬蒂必須再次回到1955年，阻止畢夫改變這些事件。在第二集片尾，馬蒂被困在1955年，而博士被意外送到了1885年。在第三集，為了另一些危害將來的變化，馬蒂與博士在1885年會合。如果這些故事聽起來很複雜，那的確就是很複雜。即使電影敘事在因果鏈上整合得相當出色，但還是非常迂迴曲折，以致於博士必須在黑板上為馬蒂（與我們）畫出事件圖加以解釋！
第二部分 電影形式（3）
不令人意外的是，這類敘事遊戲是受到了歐洲電影的類似趨勢所影響。在1981年，波蘭導演剋日什托夫？基耶斯洛夫斯基（Krzysztof Kielslowski）完成了《機遇之歌》（Blind Chance），這部電影根據主角是否在影片開始搭上列車，而顯示了三種結局。可是，不像《滑動門》，《機遇之歌》將這些不同的未來各自呈現為完整的故事。這種方式同樣出現在1998年湯姆？提克威 （Tom Tykwer） 執導的德語片《羅拉快跑》中。在片中，女主角拼命想調錢，幫助笨男友交給毒販一比鉅款，而羅拉在行動上的微小變化，則會產生出三種截然不同的結局。此外，基於各角色的矛盾記憶而創造出不同事件版本，使用這種手法最著名的電影是1950年黑澤明的《羅生門》（Rashomon），以及1961年阿倫？雷奈（Alain Resnais） 的《去年在馬里昂巴德》（Last Year at Marienbad）。
時間交錯與“要是如果”前提使我們不容易拼湊劇情，不過，拍片者通常會在一路上給我們足夠的線索，使我們不至於受挫。通常電影不會有太多不同的未來──或許只有兩、三個。而在這些未來情況當中，因果鏈仍然是直線式進行，因此我們可以理出頭緒。在所有這些故事分枝中，角色與背景傾向於保持一致──不過，通常會有外表上的小變化，以便幫助我們追蹤事件的發展。而這些個別的故事分枝則傾向於平行發展。在《羅拉快跑》當中的三種事件發展，即使過程與結局不同，但目標是相同的。這類電影中最後的事件呈現方式，傾向於讓我們以為這是最終的真實，因此，“要是如果”電影時常會創造出一種結束感。片中角色有時甚至會提到這些事件改變了他們的生活，例如，《回到未來》第二集中博士在黑板上的解釋。而在《滑動門》中，海倫則提到：“萬一我搭上了那一列該死的列車，它就不會發生了。”
這些電影迎合了我們在日常生活中的思考方式。我們偶爾會想象，如果某一件事情改變的話，我們的生活將會變得如何。我們輕易地就能理解這些電影所呈現的遊戲，而我們也願意玩這種遊戲。
不過，越來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