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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卻不願留下壞名的文化心理,大概以東方民族尤為熱衷。
東晉海西公太和四年(公元369年),“大司馬桓溫發徐兗州民築廣陵城,徙鎮之。徵役既頻,加之疫癘,死者什四五,百姓嗟怨。秘書監孫盛作《晉陽秋》,直書時事。”用今天的眼光看,秘書監是朝廷的寫作班子,記史是一項工作任務,孫盛不過是如實地報導了一些陰暗面罷了。但他觸怒的是軍方首腦桓溫,這可就惹下了天大的麻煩。這位權力正處於頂峰的大軍閥,已經到了可以逼皇帝禪讓的地步,整個東晉王朝,他一人說了算,予取予奪,氣焰囂張。後來指揮淝水之戰的謝安,當時名位不低,還應該算是他的朋友,路上見了他的車隊行進,也來不及地撲地叩拜。桓溫覺得不好意思,趕緊著人扶起,說老兄何必如此?謝安說,連皇帝見了你,都作揖打躬,我焉敢不誠惶誠恐。
凡統治者,失敗後能認輸者少,而變本加厲繼續其錯誤政策者多,地位愈高,理性愈低,也就愈不肯認錯,非弄到海枯河干,實在混不下去為止。孫盛是位史家,他堅信“孔子作《春秋》,而亂臣賊子懼”,所以直書桓溫獨斷專行,造成傾全國之力的北伐,以失敗告終的事實,更批評他為挽回面子,不顧國力民心,又搞這種勞民傷財的建築工程,製造假繁榮的虛浮現象。
由於孔夫子作了《春秋》的榜樣力量,使得歷代有良知的史家,像孫盛先生都以此期勉,哪怕以身殉史,也以撰寫真實的歷史為己任。但手裡握有刀槍棍棒,擁有生殺大權的亂臣賊子,一點也不傻,知道他們尚能耀武揚威的時候,可以給所有不滿者的嘴巴貼上封條,但他們一旦失勢,一旦沒落,或最終被上帝清算,進了太平間,那就無法制止後人評說。所以,正因為有桓溫這樣的人物,想要封住後代人的嘴,中國數千年來史書之被篡改,史家之被問罪,才會層出不窮的。
桓溫見到了孫盛的《晉陽秋》,可以想像他是如何的火冒三丈。把孫盛的兒子找來兵戟林立的大司馬府,當面威脅說:“枋頭誠為失利,何至乃如尊君所言,若此史遂行,自是關君門戶事!”然後拂袖而去。這是再明白不過的警告,不過,沒有立刻付諸行動。我覺得這位曾經口吐狂言:“倘不能流芳百世,也無妨遺臭萬年”的桓溫,到底要比王允失戀的心胸,多少開寬些,只是阻嚇一番:你們要是不怕遭到滅門之禍的話,你就讓你那糟老頭子去出版他的《晉陽秋》吧!而沒有馬上派去刀斧手,來一個滿門抄斬,表現出一種不愧為世家子弟、貴族出身的度量。儘管如此,孫家大少爺當時已嚇得三魂出竅,七魄悠悠,一路跌跌撞撞地回到家門,一頭栽在孫盛面前:老爺子,您就高抬貴手,救救我們全家百十口子的身家性命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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桓大將軍發脾氣(2)
“時盛年老家居,性方嚴,有軌度,子孫雖斑白,待之愈峻。”但訊息傳來,全家上下,沒有一個不膽破心驚的。那時的株連,可比現代人搞運動,打擊面要寬泛得多,常常是成百上千的親屬,跟著掉腦袋。於是,孫男弟女,姻親婦眷,面前黑鴉鴉地跪了一片,“號泣稽嗓”,要求他修改《晉陽秋》,如不能為桓大司馬歌功頌德,至少也要將這一頁掩飾過去,只當歷史上沒發生過這回事。
老爺子呀!他們開導這位歷史學家:諸如此類的瞪著眼睛說瞎話,昧著良心捧臭腳,將壞蛋美化為天使,把罪犯鼓吹成聖徒的文化流氓,難道還少嗎;至於那些動不動就宣佈某部作品成為經典,永傳後世,來不來就把某位作家捧為大師,從此不朽的文學騙子,不也比比皆是嗎!您老人家不是第一個,也不會是最後一個,有什麼不好意思的呢?
“盛大怒,不許。”斷然拒絕,這就透出史家的錚錚風骨了。
他的幾個兒子,一看老爺子如此頑固倔強,毫無商量餘地,又不能等著桓大司馬的刀落在頭上,便私下裡將《晉陽秋》大大地塗抹更改,梳理潤飾。中國文字的彈性,也著實是刀筆吏足以表現才華的所在。假如放在二十世紀,他兒子們準會這樣改動:明明是桓溫大軍,倉皇敗北,會說成是“戰略撤退”而心安理得;明明是將舟船輜重,統統拋棄,會說成是“繳了學費”而自我安慰;失敗以後,不思悔過,更加浪費民力國帑,去建造廣陵城,會說是“不吃一塹,不長一智”而更加英明;這和如今不論怎樣的狗屎作品,都會有人天花亂墜地叫好一樣,溢美之詞,過譽之言,廉價的吹捧,不值錢的桂冠,已經和垃圾一樣成災了。
於是,總算將改定本送到大司馬府,請桓溫定奪,免去了一場天大的災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