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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日祝賀卡片,即使用“意識流”手法也覺得不夠用。
五月二十日莫斯科時間中午一點半我們到達了莫斯科國際機場,前來迎接的我國使館的同志告訴我:託羅普採夫到機場來了。
費了好長時間辦完了入境手續以後,進入候機室,我見到了他。高高的身材,一身白色西服,寬寬的橙黃底色加淡紫色斜紋領帶。寬大的額頭,微微有點歇頂,長方臉,細長的眉毛,鼻樑比較長,下唇微微凸出。他的臉上含著笑,那是一種相當樸素的、應該說是謙恭和富有耐性的笑容。
“我是託羅普採夫。”他一說中文就顯得緊張和吃力。在信上,他寫的漢字相當不錯,文句更是通暢無誤。
“能不能到我家裡去作客?”他結結巴巴地問,期待著回答。
直到這一天的晚上,才在電話裡確定了去他家的時間。他一再說:“我很高興,我很高興。”
他的樣子文雅、謙遜,我要說,還有熱誠。他說中文的窘迫樣子卻令人難受。甚至躺到床上以後,我的腦海裡還一再閃過他的用力說話的“畫面”,我替他覺得吃力。
五月二十一日晚上六點鐘,我們中國電影代表團的全體成員還有我駐蘇大使館一等秘書張敏鰲同志一起來到了他的家。是那種我們常見的單元式樓房。三間屋,都是十二到十四平方米大小,不算寬裕,但還精緻。鑲木地板,塑膠桌布上畫著的是褐色的磚的圖案,乍一看,你還以為是磚砌的自然紋路呢。牆上掛著風景畫和照片,書櫥上放滿了五顏六色的藝術品。窄窄的門廳過道里安著電話,整個家給人以緊湊充實之感。
託羅普採夫的妻子叫尼娜·勃列夫斯卡婭,也是學中文的,顯得善良而且快活,微笑一直洋溢在她的臉上,她的中文說得相當流利,靠她的辛勞,長方形的桌面上已經擺滿了各種菜餚和飲料。其中給我印象很深的有一種小的橢圓形的瓜,瓜皮凹凸不平,我覺得那更像一個玩具。還有一種大茴香菜,可以生吃,也可以放到紅菜湯裡調味。香檳、葡萄酒、白蘭地( 俄語似乎不叫白蘭地而叫什麼“沃爾尼亞克” )和伏特加都很充足。我連喝了幾杯伏特加,覺得比年輕時候在蘇聯展覽館的莫斯科餐廳( 現北京展覽館餐廳 )初次喝伏特加的印象要強得多。看來年齡會改變體驗,會幫助你接受最初覺得陌生的東西。
大餡餅與喀秋莎(2)
最後端上來的是像陝西的鍋盔一樣大的大餡餅。尼娜告訴我們說,俄羅斯諺語說,沒有大餡餅的房子不算好房子,我們都高興得大笑起來。
託羅普採夫夫婦只有一個十一二歲的女兒,名字叫喀秋莎。正式的稱呼該是卡傑琳娜吧?不知道對不對,而暱稱大概是卡佳。
喀秋莎的短辮子上扎著綢帶,穿著樸素大方,非常文靜。我們在客房裡說說笑笑的時候,她一直躲在自己的房間裡,一聲也不出。
吃飯中間,尼娜把喀秋莎叫到我們面前,宣佈說:現在的節目是由喀秋莎唱《 喀秋莎 》。
喀秋莎開始唱的時候略顯羞怯,於是尼娜幫助她唱,我們也哼哼著,應和著,手和腳打著拍子。
似乎有一小節——按中文歌詞是“喀秋莎站在峻峭的岸上,歌聲好像明媚的春光”,她唱到這裡走了點調,那又有什麼呢?她是個孩子。天真,待客的熱情,拘束而又快樂的會面,能把一切走調彌補。
而且,她的名字有多好啊!她就叫喀秋莎。
唱完歌,我們鼓掌,掌聲中,她坐到鋼琴前,彈了一段小小的樂曲。
尼娜和謝爾蓋的臉上放著光。我想建議他們修改一下那句關於“大餡餅”的諺語,我覺得俄羅斯諺語應該是這樣的:沒有喀秋莎的房子,不是好房子。
喀秋莎用漢語對我們說:“謝謝。”
後來我們一起喝了咖啡,喝了拉脫維亞加盟共和國首府里加出產的能夠令人長壽的藥酒,吃了一點也不比大餡餅遜色的尼娜自己烤制的大蛋糕。蛋糕的表面好像澆了一層玫瑰油,紅香可愛。
可能還殘存著某種拘謹,讓我老老實實地說——還有戒心吧,才八點多鐘,天還亮亮的,太陽高高的,我們就告辭了。我把我自己手頭有的我近年出版的七本書送給了主人,他們送給我一個胖娃娃,在俄羅斯人們叫這種玩偶“瑪特柳什卡”。瑪特柳什卡沒有腰身,像個大油桶,但紅潤豐滿可愛。
我的心情漸漸好起來。
不知道道理在哪裡。在我十一歲的時候,抗日戰爭勝利後不久,我從我黨的地下工作人員那裡學會的第一首進步歌曲便是蘇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