擰一把,灑落一地珍珠--我的鄉下歲月

第18部分 (第2/4頁)

不堪言，卻也幹勁十足。一天就包乾了。

此後就等學校的通知。從年前等到年後，一直等到第二年夏初。人們像把這事忘了一樣，一句話也不說。這事就有頭無尾的結束了。我們一個也沒走。

這事我們自己做得也有欠缺。現在我想正確的做法應該無論走不走得成，都有必要去找找何支書，黃辦事員。他們給了你機會，你怎麼就糊里糊塗心安理得一聲不吭地等通知呢。你就是沒有走成，也該表達謝意。這是我們做人火候不到，太嫩，於情於理都說不過去。所謂世事洞明皆學問，人情練達即文章。可見我們學問文章都很差。

我當時是怎樣想的呢？其實很簡單。我是聽說去長沙外調的是黃辦事員和另一個老師姚運來，就不敢找他們了。一涉及調查家庭，我就心虛，不敢打聽。書薇當然也是一樣。

過了很久，聽殷京鄉聊天時說起，確證還是家庭問題。據說他們到醫院，看了爸爸的材料。那是漆黑一片。殷是從何支書，黃辦事員那裡瞭解的。他說的有點含糊，我也不敢問清楚，越聽越怕。原來，爸爸不光是右派問題，而且歷史還複雜得很。說他1927年曾是共產黨，後來又叛黨，又加入國民黨，還是書記，又參加過三青團、復興社。我當時聽得頭皮發麻，腦殼都懵了。連殷京鄉也只搖頭：“你家裡怎麼是咯號情況羅。”

真的，怎麼是這號情況？雖說學校去不成我們是有思想準備的，但是家裡情況這樣糟還是出乎意料之外。

這些事我從沒聽說過。幾十年的洗腦加專政，自然使人感到它們沒一件是好事，都當罪惡遮掩起來，連家人中也從不提起。其實，爸爸的問題純粹是我們對歷史的無知。若干年後，翻看父親填寫的履歷表和對組織寫的自傳，我們才略知一點真情。

72、檔案中的父親

72、檔案中的父親

家庭出身曾經是我們心頭創鉅痛深的一塊傷疤。現在的人已經很難想象，父母的政治生涯會對你整個一生的命運產生巨大影響，甚至是決定性影響。所以，在講到我們的農村歲月時，就不能不講講我們的父親。

父親的檔案材料並非捏造，它也是有事實有根據的。但這些事實根據卻由於無知、或是簡單蠻橫，便捕風捉影羅織成罪名了。

我父親成笠穩。1904年出生於長沙尊陽（金井）鄉一個平民家庭，曾祖父和祖父都懂些醫術，祖傳薄田十幾石，靠田租難以為生，因此祖父還設塾課徒，祖父母有兒女五個，三男兩女，父親最小，因二伯父後來過繼別房，所以父親排行就成了第四。到祖父手裡，家境日漸貧乏。大伯和三姑早年夭折。父親三歲時，祖母便帶了三個孩子進了長沙城，落戶書院坪，靠祖母和大姑刺繡為生。剩下祖父留守鄉下。祖母頗有識見，儘管貧窮，也要父親進新式學堂。從長沙一師附小畢業，進廣雅英文專修學校，為的是將來好進郵政局謀個鐵飯碗。終因家貧輟學，郵局沒去成。經人介紹，到學堂教書，至1927年。

這是風雲激盪的一年，對國家來說是如此，對他個人來說也是如此。當是時，國民革命風起雲湧，北伐戰爭如火如荼，長沙尤為風暴中心。其時，湘省當政者是國民黨的唐生智、張翼鵬等和共產黨的李維漢、郭亮等，屬武漢國民政府汪精衛、宋慶齡、陳獨秀、譚平山等領導。長沙城內革命氣氛高漲，打土豪、鬥劣紳、工會農會紛紛成立，“痞子運動”正鬧得歡。父親時年22歲，在縣立15高小教書。學校同事中有人是共產黨，此時表現極為活躍。父親與其有交往，偶然遇上也曾參與活動一二，只是興之所至、率性而為，提不到救國救民，為人類求解放的高度。他不是塊政治料。同事也並無言說入黨之事，更談不上履行什麼手續了。

不日，許克祥發動馬日事變，情勢驟轉。該同事被捕，胡亂供出父為同黨。父亦被捕。其後同事登報申明脫黨，愧疚之餘，代父在申明中也簽了個名字。對這一切父親一概不知，只在放他出來時才聞其詳。當然他也沒有要求當局重新把他關起來。因為他知道自己根本就不是共產黨員，對共產主義也無認識，沒必要堅貞不屈，那會有點滑稽。本來就沒入，又如何爭辯說不脫呢？當然，更主要恐怕還是太年輕，不能料及政治的兇險。要一口咬定不是共產黨，堅決不同意申明脫黨，才不致有後患。不過這也只能是在清明盛世才能如此，兵荒馬亂的年月，誰耐煩跟你這樣認真？真要叫真，那就把你關一輩子，慢慢查。現在你不叫真，當局也懶得辨其真偽，圖省事，具結悔過就放人。就這樣出獄了。（此一時期的形勢背景可參閱後來在臺灣的許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