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人遭遇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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細想起來，一筆一劃，蠅頭小楷，來做文章，可謂太難了。

司馬遷被關在蠶室裡，一面服刑，一面養傷，一面開始構思《史記》這部書時，他使用的文房四寶，是個什麼樣子的，如今是很難為之懸擬的了。

據想象，毛筆是應該有的，因為毛筆始起於戰國。但紙張，此時還未出現在這個世界上，直到他死後的公元105年，蔡倫才造出第一張紙。那麼，他肯定是用簡，也就是竹片，當他的稿紙，這可實在的麻煩。《史記》這部書，必然要依靠過去史官的記載，司馬遷去國家圖書館翻閱那些未被秦始皇焚書燒掉，而漏網留存下來的資料，也必然是堆積如山的竹簡。秦始皇把竹簡付之一炬，就不如文革期間統統送到造紙廠泡成紙漿，這很足以說明時代的進步。

古人常用“才高八斗，學富五車”來褒揚一位有學問的人，這車，就是指裝著竹簡的車。五車竹簡，相當於今天多少萬字的書，就不得而知了。一片竹簡，寫不了多少字，五車，表明很有學問，那麼這個車肯定相當大的。

一想到這些竹簡，就難以設想被關在監獄裡的司馬遷，是怎樣寫作的？那時的專政機構，能容許他寫這麼一部大書，比之奧亨利在坐牢期間寫短篇小說，似乎條件要更優越。

我們也沒有福氣，坐過漢朝的班房，雖然唐代詩人寫過“秦時明月漢時關”，可對漢代的監獄，是什麼樣子的，沒有什麼報導。但從他《報任安書》中，寫到的犯罪服刑期間的情況，好象那日子並不怎麼好過。“今交手足，受木索，暴肌膚，受榜箠，幽於圜牆之中。當此之時，見獄吏則頭搶地，視徒隸則心惕息。”可見古今同理，凡是專政機關，是不會把囚犯款若上賓的。

於是，令我們後代爬格子的人，百思不得其解的，他是如何能在牢裡面著書立說的。如果隨便設想一下，至少得要有筆墨紙硯吧？而紙，也就是簡，一片一片，是很佔地方的。加之手頭必備的一些檢索資料，自然那也是簡，還有必不可少的一張書案，一張床，那樣，給他預備的牢房，頂起碼也得十個平方米的面積才行。竹簡是以車論的，何況他要從事編撰的《史記》，又是一項浩繁的工程，牢房的門必然要能開進去一輛車，這班房是小不了的。

當然班房寬大，不等於對司馬遷寬大。但那時的司法當局，還不懂得製作沙丁魚罐頭的道理，所以，不明白如何縮減牢房面積。其實，“囚”字就具象地表現出應該給犯人多大的地方了，但居然留下了讓他可以從事創作的空間，真是難能可貴。謝天謝地，否則，一間牢房裡塞進十個二十個人犯，與他擠著一團，我想今天大概不會有《史記》這本書了。

也許因為司馬遷是觸犯了皇帝的欽犯，也許因為他算得上是高階知識分子，看最後給他落實政策看，懲罰是半點不留情的，牢房還是有所優待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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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險的遊戲（2）

這個人倒黴就倒在他講真話上，打抱不平上，對皇帝聖明的幻想上，和對自己太不切實際的估計上，這也是他之前，他之後，所有爬格子的人，總不走運的原因。爬格子的遊戲和輪盤賭差不多，賭注越大，輸的可能性也越大，贏，實在是僥倖的。輪盤賭輸贏是錢，爬格子的遊戲，玩大發了，有可能把命搭上，司馬遷差一點點就被皇帝砍了頭。

其實他和那位出征匈奴的李陵，“素非相善，趨舍異路，未嘗銜杯酒，接殷勤之餘歡”，沒有任何親密關係的。這就是爬格子的人共有的一種臭毛病；說得好聽，叫做正義感，說得不好聽，叫做多管閒事。若是看見裝看不見，或者睜一隻眼，閉一隻眼，地球照樣轉的。可生怕當啞巴被人賣了，一定不識相，一定按捺不住的要“干預生活”的話，既與事無補，自己還會碰一鼻子灰，那也只好說是咎由自取了。

及至李陵寡不敵眾，身陷重圍，彈盡糧絕，那個貳師將軍李廣利援救不力，終於被俘，朝野震動。可想而知，李陵是怎樣的被唾罵了，他看不過去，也太相信自己，以“拳拳之忠”，在明主面前說了兩句公道話。誰知龍顏大怒，惹下大禍，身受“次死之刑”，也就是極殘忍的“宮刑”（即“割勢之極刑”），為他的正直付出代價。

唉！這位爬格子先生，也太自信了。你算是陛下的一個何許人也？等他受了刑才明白，“文史星曆，近乎卜祝之閒，固主上所戲弄，倡優所畜，流俗之所輕也”。即使“伏法受誅，若九牛亡一毛，與螻蟻何以異”？可是，到這個時候，知道一個舞文弄墨的所謂知識分子，在皇帝眼裡，不過爾爾，已經晚了。這種自找苦吃，總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