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人遭遇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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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楊修，陳琳，劉楨，徐幹，阮瑀，應瑒，和從匈奴贖回的女詩人蔡琰，是競展才華的響應者。劉勰距建安約二百來年，他筆下的這段文壇盛事，應該是可信和準確的。

文學的發展，時代的###與安定，關係至大。東漢末年，先是黃巾起義，九州暴亂，後是董卓折騰，戰禍不已。曹操有首《蒿里》詩，“白骨露於野，千里無雞鳴，生民百遺一，念之斷人腸。”洛陽夷為平地，中原水深火熱，一切都在毀滅敗壞之中，全在詩人筆下寫出來了。打鳴的雞都沒有了，還能詠唱的文人嘛？文學自然也陷於絕境。

曹操與建安文人（2）

農民革命雖然有其推動時代進步的作用，其破壞文明文化和毀滅社會財富的極其消極的方面，則更可怕。董卓這個軍閥，不過是一個穿上戰袍的西涼農民而已，所以，他的行動也自然帶有農民革命家的那種仇視文化知識，仇視文明進步的特點，在硝煙戰火的刀光劍影之中，文學這隻能打鳴的雞，只有噤若寒蟬，舉步維艱。

所以，建安文學得以勃興，很大程度由於曹操削平袁紹，北征烏桓，統一中原，休生養息，出現了一個安定局面的結果。如果仍同呂布，兩袁，劉關張沒完沒了的打，和我們文革期間沒完沒了的鬥一樣，除了樣板戲，就搞不出別的名堂了。加之他本人“雅愛詩章”，懂得文學規律，與只知殺人的董卓，用刀逼著大作家蔡邕出山，就是完全不同的效果了，很快，“建安之初，五言騰踴”的局面出現了。

在統治者的眼裡，這些風頭正健，名聲響亮的作家、詩人，雖形形色色，幫幫夥夥，好好壞壞，長長短短，但究其政治態度分類，無非三者，擁護皇帝者；反對皇帝者；間於其中的既不擁護，也不反對者，這其中又有擁護多些，反對少些，或反對多些，擁護少些的區分。第一類，好辦，成為俯首帖耳的御用文人，餌之以利，賞之以名，隨班唱和，裝點斯文；第二類，也好辦，言論獲罪，文字有獄，焚書坑儒，箝口結舌。不過，此兩類人加在一起，在全部知識分子中，不佔多數。

所謂“兩頭小，中間大”，就是指處於這中間狀態的這大多數，為歷來統治者最感頭疼麻煩的一撥。重了不是，輕了也不是，除了獨夫民賊，統統地殺，整個社會出現“萬馬俱喑”的局面，總是不正常的政治現象。但是，中國知識分子的憂患意識強烈，在統治者與被統治者之間，很自然地與大多數老百姓的心氣相通，若不僅止於腹誹的話，必有許多令帝王撓頭的事發生。

雖然從秦始皇起，所有殺知識分子的帝王，都會背上千秋萬代的罵名，但好像也從未見哪位放下刀子，立地成佛過，照殺不誤。曹操是文人，當然更知道文人之殺不得，但是，當他曹氏統治的安危受到威脅時，文學家的曹操，就要讓位於政治家的曹操。到這時候，他無法手軟的，於是乎，還是得訴之於殺頭這一招。所以，文人在與統治者的這場老鼠逗貓的遊戲中，輸牌是早已註定的。

曹操猜疑成性，尤其好殺，《捉放曹》裡那句“寧教我負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負我”的名言，也頗教人膽戰心驚，但一開始，對那些惹惱了他的文人，倒是儘量避免採取鐵血政策。譬如，公元198年幹掉的禰衡，他寧肯用“借刀殺人”計，也不開殺戒。

禰衡是個頗可笑的角色，他死的那年才25歲，小夥子一個，正處於青春期的躁動狀態之中。要用現代醫學觀點看，這位文學新秀，恐怕還有一點狂悖型精神方面的病徵。大概一個作家，自負其才，不如其願，長期鬱悶，必然會憋出來這股邪火。他來到許昌，以求聞達，本以為京華冠蓋，一律要向他脫帽致敬。結果，很失望，失望之後，經人唆使，無事挑事，沒碴找碴，站臺開罵，逼得統治者祭起刀來。

當代有些作家也患這種禰衡病，出道後寫出幾篇東西，立刻自我膨脹，立刻感覺失衡，立刻不知天高地厚，東南西北，立刻唁唁然如狂犬狀，連祖先爹孃一律都不認賬。文學新銳禰正平，也是如此這般的狂妄到了許都，一是他看不上大家，二是大家也看不上他，“既而無所之適，至於剌字漫滅”（《後漢書·文苑傳》），剌者，名片也，在口袋裡揣爛了，連燙金的名字也磨掉了，無人買他的賬。所以，他心理更趨變態，狂病也益發加劇了。

“是時許都新建，賢士大夫，四方來集”，阿瞞挾天子以令諸侯，逐步培植曹魏勢力。他的對立面，也就是陳寅恪所言的那些擁戴漢室、尊崇儒學計程車大夫階級，自然也要網羅人才，積蓄力量。孔融是這個營壘裡的一個馬首是瞻的人物，一直是曹操的反對派領袖，經常聚著一幫人，抨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