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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統治者周圍，君子多，小人少，尤其小人加文人者少，那麼知識分子的日子可能要好過些。但小人多，君子少，加之文人中的小人，有機會靠近統治者，那就有人要遭殃了。假如此人特別想吃蘸血饅頭的話，首選物件，必是作家同行無疑。
不幸的是，司馬昭極其信任的高階謀士鍾會，不是一個好東西，跳出來要算計嵇康，對司馬昭來說，是件正中下懷的事情。現在，已經無法瞭解，究竟是鍾會心領神會大將軍的旨意，故意製造事端；還是由於嵇康根本不甩他，銜恨在心，予以報復。或者兩者兼而有之，總之，不怕賊偷，就怕賊算，從他後來與鄧艾一塊兒徵蜀，整死鄧艾接著又背叛作亂，是個貨真價實的小人，當無疑問。
碰上了這樣的無賴同行，對嵇康來說，等於敲了喪鐘。
鍾會年紀與嵇康相仿，只差一歲，算是同齡人。不過，一是高幹子弟，一乃平民作家，本是風馬牛不相及。但鍾會也玩玩文學，以為消遣，這是有點權勢的官員，或有點金錢的老闆，最易患的一種流行病。這種病的名稱，就叫“附庸風雅”。或題兩筆孬字，或寫兩篇歪詩，或倩人代庖著書立說，或槍手擬作空掛虛名，直到今天還是屢見不鮮的。
鍾會雖是洛陽貴公子之一，其父鍾繇位至三公，其兄鍾毓官至將軍，但貴族門第，並不能使其在文學上，與貧民出身的嵇康，處於同一等量級上。因此，他有些嫉妒，這是文人整文人的原始動力。假如，鍾會寫出來的作品差強人意，也許眼紅得不那麼厲害；但是，他寫得不怎麼樣，又不願意承認自己不怎麼樣，心頭的妒火便會熊熊燃燒。
於是，就有了《世說新語》所載的兩次交鋒，第一次較量：“鍾會撰《四本論》始畢，甚欲使嵇公一見，置懷中，既定，畏其難，懷不敢出。於戶外遙擲，便回急走。”如果，嵇康趕緊追出門來，拉住鍾會的手，老弟，我能為你做些什麼呢？寫序？寫評論？開研討會我去捧場？那麼，自我感覺甚好的鐘會，得到這樣的首肯，也是就天下太平了。嵇康顯然不會這樣做的，一個如此圓通的人，也就不是嵇康了。肯定，他拾起鍾會的《四本論》，扔在打鐵的紅爐裡，付之一炬。
第二次較量：鍾會約了文壇上的一干朋友，又來登門趨訪。嵇康卻是有意惹他了，這可是犯下了致命錯誤。現在，已弄不清楚嵇康之排斥鍾會，是討厭他這個人呢？還是對他政治上背魏附晉的唾棄？還是對他上一次行徑的反感？當這些“賢俊之士”到達嵇康府上，“康方於大樹下鍛，向子期為佐鼓排，康揚槌不輟，傍若無人，移時不交一言。鍾起去，康曰：‘何所聞而來？何所見而去？’鍾曰：‘聞所聞而來，見所見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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嵇康和阮籍（5）
這當然是很尷尬的場面，但鍾會可不是一個膿包，而非膿包的小人，往往更為可怕。臨走時，他撂下來的這兩句話，可謂擲地有聲，然後，拂袖而去。不知道嵇先生送客以後如何態度，依我度測，中散大夫對這威脅性的答話，恐怕笑不大起來。也許爽然若失，把鐵錘扔在一旁，覺得沒勁吧？那位拉風箱的向秀，肯定也怔怔發呆了，如此低水平地，沒風度地羞辱對手，又能頂個屁用？
唉！這就是文人意氣，不諳世事的悲哀了，只圖出一口惡氣而後快，卻不懂得“打蛇不死反遭咬”的道理，如果對一個一下子整不死的小人，絕對不能夠輕易動手的。何況這種脫口秀式的挑釁，只不過激怒對方而已。“剛腸疾惡，輕肆直言，遇事便發”的後果，便是鍾會跑去向司馬昭說：“嵇康，臥龍也，不可起。公無憂天下，顧以康為慮耳！”
沒有說出口的一個字，便是“殺”了。
凡告密出首某某，打小報告檢舉某某，而聽者正好也要收拾某某，那這個可憐蟲就必倒大黴不可。等到嵇康的朋友呂安，“以事繫獄，辭相證引”，把他牽連進去，鍾會就公開跳出來大張撻伐了。“康上不臣天子，下不事王侯，輕時傲世，不為物用，無益於今，有敗於俗。昔太公誅華士，孔子戮少正卯，以其負才亂群惑眾也。”他的結論，透露出小人的蛇蠍之心：“今不誅康，無以清潔王道。”其實，也正是司馬昭的想法，不過利用鍾會的嘴罷了。“於是錄康閉獄”。
現在看起來，嵇康第一個要不得，是曹黨嫡系，在政治上站錯了隊，第二個要不得，是個公開與司馬政權唱反調的不合作的文人，第三個要不得，或許是最關鍵的，這位中散大夫得罪了小人。
一部文字獄史，通常都是小人發難，然後皇帝才舉起屠刀的。但對於惑亂其間，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