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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觀念，好運動，喜鍛練，常健身，他擅長的專案，曰“鍛”，也就是打鐵。“性絕巧而好鍛，宅中有一柳樹甚茂，乃激水環之，每夏月居其中以鍛。”這個經常掄鐵錘的詩人，肯定肌肉發達，體魄健全，比之當今那些貼胸毛、娘娘腔，未老先衰，迎風掉淚的各式作家，要男人氣得多。“彈琴詠詩，自足於懷，”“學不師受，博覽無不該通。”像這樣一位真有學問的文人，不是時下那些糠心大蘿蔔式作家，動不動弄出來學問淺薄的笑話來，令人喪氣。加之保持身體健美，一位運動健將式的未婚夫，打著燈籠難尋，自然是一抓住就不會撒手的了。長樂亭主以千金之軀，下嫁這位健美先生，便是順理成章的事情了。
嵇康討這個老婆，倒有可能與他跟掌權者的對立情緒有關，是一次很政治化的選擇，也說不定的。試想，他的朋友阮籍為擺脫司馬氏與之結親的要求，乾脆大醉兩月不醒，讓對方找不到機會開口。而他卻與司馬氏的政敵通婚，顯然是有意的挑戰。他難道會不記取曹魏家另一位女婿，同是美男子的何晏，娶了曹操的女兒金鄉公主，最後不也是被司馬懿殺掉的教訓嘛！嵇康就是嵇康，他卻偏要這樣行事，這正是他的性格悲劇了。
雖然，他寫過文章，他很明白，他應該超脫。“夫稱君子者，心不措乎是非，而行不違乎道也。何以言之？夫氣靜神虛者，心不存乎矜尚，體諒心達者，情不繫於所欲。矜尚不存乎心，故能越名教而自任自然，情不繫於所欲，故能審貴賤而通物情。物情順通故大道無違，越名任心，故是非無措也。是故言君子則以無措為主。”實際上，他說得到，卻辦不到，至少並未完全實行這個正確主張。
他也找到了理論與實踐脫節的病根所在，因為他有兩點連自己都認為是“甚不可”的“毛病”，一是：“每非湯武而薄周孔，在人閒不止，此事會顯，世教所不容。”二是：“剛腸疾惡，輕肆直言，遇事便發。”這是他給山巨源的絕交信中說的，說明他對自己的性格瞭如指掌，
但由於他對世俗社會，官僚體制，庸俗作風，無聊風氣的不習慣，對司馬氏統治的不認同，對他們所搞的這一套控制手段的不開心，他就更為頑固地堅持己見，知道是毛病，也不想改掉了。如果說前面的“甚不可”，是他致禍的原因，後面的“甚不可”，就是他惹禍的根苗了。
阮籍，就比嵇康聰明一些，雖然他對於司馬昭，跟嵇康一樣，不感興趣，但他懂得如何保全自己的首級，不往大將軍的刀口上碰。一是捏住酒葫蘆，不撒手，二是寫文章時，竭力隱而不顯，猶如當代新潮評論家那些佶屈聱牙的高論，說了半天，連他自己也不知夢囈了些什麼一樣，儘量不讓司馬昭抓住他的把柄。三是偶爾地隨和一下，不必那麼寸步不讓，針鋒相對。
《世說新語》載：“魏朝封晉文王為公，備禮九錫，文王固讓不受。公卿將校當詣府教喻。司空鄭衝馳遣信就阮籍求文。籍時在袁孝尼家，宿醉扶起，書札為之，無所點定，乃寫付使，時人以為神筆。”而且，不得已時，阮步兵也會給大將軍寫一篇祝壽文，唱一曲Happy birthday to you 應付差使的；
嵇康和阮籍（4）
到了實在勉為其難，不願太被御用，而推託不了時，索性佯狂一陣，喝得爛醉，躺在當爐的老闆娘旁邊，作出拍A 片樣子的親密狀；甚至像亞當夏娃似的，把衣服脫得精光，像一個大字躺在屋當中，人家笑話他荒唐，他卻說我以天地為房舍，以屋宇為衣服，你幹嘛鑽進我的褲衩裡來呢！這樣一來，司馬昭也就只好沒脾氣。
但嵇康做不到，這是他那悲劇性格所決定的。史稱嵇康“直性狹中，多所不堪”，是個“不可強”、“不可化”的人物，這就是俗話說的：江山易改，秉性難移了，一個梗慣了脖子的人，要他時不時地低下頭來，那是很痛苦的事情。
他想學，學不來，只好認輸：“吾不如嗣宗之資，而有慢弛之闕，又不識人情，暗於機宜。”結果，他希望“無措乎是非”，但“是非”卻找上門來，非把他攪進“是非”中去。這也是沒有辦法的事，凡古今文人，如果他是個真文人，便有真性情，有真性情，便不大可能八面玲瓏，四處討好，也就自然不善於保護自己。
現在只有看著嵇康，一步步走向生命途程的終點。最痛苦的悲劇，就在於知道其為悲劇，還要悲劇下去，能不為悲劇的主人公一慟乎！
嵇康雖然被司馬昭引以為患，但忙於篡奪曹魏政權的大將軍，不可能全神關注這位皇室駙馬，在他全盤的政治角鬥中，嵇康終究是個小角色。如果在中國歷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