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人遭遇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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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金散盡還復來”的慷慨之士，肯不為朋友兩肋插刀嗎？最後，韓荊州竟然發出邀請，約孟浩然同到京城。於是，才有公元733年（開元二十一年）他這一次以為是十拿九穩，志在必得的旅行了。

然而，他又一次遭遇滑鐵盧。這次失敗，簡直就是一場莫明其妙的鬧劇。

據《新唐書》：“採訪使韓朝宗約浩然偕至京師，欲薦諸朝。會故人至，劇飲歡甚，或曰：‘君與韓公有期。’浩然叱曰：‘業已飲，遑恤他！’卒不赴。朝宗怒，辭行，浩然不悔也。”

因為喝在興頭上，把與這位重要人物的一次攸關前程大事的約會，忘得乾乾淨淨。他人提醒以後，不但不趕緊設法匡救，還匪夷所思地發起脾氣來。上一次是他那種農民的小心眼，害得王維白幫了忙；這一次是他那種山民的拗性子，使得李白也白幫了忙。

他的一首《東京留別諸公》，不知是不是再次告別長安以後所作？

“吾道昧所識，驅車還向東。主人開舊館，留客醉新豐。樹繞溫泉綠，塵遮晚日紅。拂衣從此去，高步躡華嵩。”

兩度夢碎，看來他是徹底地覺悟了。

在中國文學史上，如此為夢而付出一生者，唐代詩人孟浩然，絕對不是唯一的個例。

皇帝成為壞蛋的週期率（1）

中國皇帝有兩類，一是本來好，後來壞；一是本來壞，後來更壞。這變壞和變更壞的週期率，通常發生在這位統治者生命終結前的最後十年。

宋人洪邁《容齋隨筆》中的《人君壽考》，列舉宋代以前的五位高齡帝王，他們分別為６９歲的漢武帝劉徹，７０歲的吳大帝孫權，８５歲的梁武帝蕭衍，６９歲的唐高祖李淵和７７歲的唐玄宗李隆基，基本上都是在一生中的最後十年，把自己毀掉的。

趕上這變壞或變更壞的十年，文人倒黴，倒是小事，百姓跟著遭殃，那才是民族國家的大不幸呢！

唐德宗李適（742…805），只活了53歲。公元779年（大曆十四年）為帝，在位37年，他成為壞蛋的週期率，好像更為提前。大約在公元783年（建中四年）以後，那是他死前的22年，就一步一步地走向完蛋。

兩次兵變，兩度逃亡，從此，對藩鎮姑息，用宦官統軍，索地方進奉，設京城宮市，搶民間貨物，用奸相盧杞，以致朝綱紊亂，民怨沸騰，就這樣走向了反面。在他開始大肆蒐括聚斂，搞什麼“稅外方圓”，“用度羨餘”小金庫的時候，很嫌曾經引為股肱，視為心腹，人稱內相的中書侍郎，同平章事陸贄，不怎麼贊同他的行徑，便在一個私密的場合，以推心置腹的口氣，說過這樣一番話：

“你太過於清廉和謹慎了，到了偏執的地步。各道州府到長安來，送給你一些禮物，是人之常情。你全都拒之門外，一律不受，那是很不合乎情理的。其實，如果送你一根馬鞭，一雙皮靴之類，收下了，也是無傷大雅的。”

歷朝歷代的皇帝，像他這樣直言不諱地恩准掌管國政的宰相受賄，還很少見。既然說受賄可以，那麼索賄也就無所謂了。以同樣的道理推論，某種程度上的腐化墮落，自然也在被允許之列了。這位一國之主，連表面文章也不顧，明目張膽地告訴陸贄，小小不言的賄賂，無妨收下，拒絕的話，反而不好。這句話一出口，其實等於暗示，陸相啊，即使大撒手地納賄，又有什麼不可以的呢？

作為帝王，如此行徑，實在有點不可思議。說白了，給他立刻雙規起來，判這位陛下一個教唆犯的罪名，不成問題。

李適為什麼要如此這般地誘使臣下公開納賄呢？動員陸贄與他同流合汙呢？因為他本人，就是聚斂無度，永無厭足的貪君。他除了國庫以外，還設“瓊林”、“大盈”兩座私庫，儲藏朝廷群臣和地方官員進貢的財物。唐代詩人白居易在其名篇《秦中吟》裡，有一首《重賦》：“昨日輸殘稅，因窺官庫門，繒帛如山積，絲絮似雲屯。號為羨餘物，隨月獻至尊。奪我身上暖，買爾眼前恩。送入瓊林庫，歲久化為塵。”所表達出來的憤怒，就是針對此類殘酷壓榨老百姓的行為。

而陸贄，一身清白，兩袖清風，那時雖無三大紀律，八項注意之名目，但他從來不貪群眾一針一線的便宜，從來不沾國帑一文半分的油水。李適這番開導臣下，適當受賄並無不妥的論調，理所當然地遭到陸贄的拒絕。

這是不對的呀，陛下！“監臨受賄，盈盡有刑，至於士吏之微，尚當嚴禁，矧居風化之首，反可通行。賄道一開，展轉滋甚，鞭靴不已，必及金玉……已與交私，何能中絕其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