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人遭遇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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懷王請他作賦，鄭袖給他發嗲，子蘭替他鋪紙，靳尚為他倒酒，他會去跳汩羅江嗎？想到這裡，他不由得感慨，文人到底應該怎麼樣活？還大可辨證地看待這個問題咧！快活是活，不快活也是活，那為什麼一定要與青山為伴，白雲相隨，非一棵樹吊死自己，不走他朋友王維、李白的登龍之路，在這遍地風流的長安城裡，領受一下別一種更滋潤的歲月呢？

他不禁痛心，隱居鹿門山，可把他的大好時光都浪費了。

然而，這個孟浩然，下山的戰略決策，是正確的，但進城以後應對的戰術上，卻犯了不可饒恕的錯誤。錯就錯在山裡待久了以後的小視野，小格局，小器度，小胸懷上，詩人未能迅速調整心態，與時俱進，適應環境，結果，因小失大，錯過良機，機不再來，貽誤終生。這就不如那些郊區置有別墅的當代同行了，只要過了五環路，馬上精神抖擻，只要到了城區，立刻進入角色。這時，只要給他一支話筒，就可哇啦哇啦，天花亂墜地神侃起來後現代，超現實。如果再有電視臺的鏡頭對著，連荷爾蒙都從五官七竅冒將出來。可孟浩然，有點慘，水土不服，人雖到了長安，但他的心還不能一下子就習慣城市的紅綠燈、斑馬線、歐三排放、世界五百強之類的新概念。

也許，山林裡的負離子吸收得多，固然對身體的好處很大，對頭腦未必有多大用處，說不定還會產生副作用。因為，從負離子很豐富的田野生存方式，轉變到負離子很缺乏的都市生存方式，必然要出現一種類似由平原地區到高原地區的缺氧反應。城裡人瞧不起鄉下人的最主要之點，就是這種一下子，兩下子，過渡不過來的傻和涅上。鄉下人進城，為什麼總是慢半拍，總是踩不上點，總是木木的，懵懵的，總是眼神聚不了光的遊離不定，總是讓你恨不得跟他急呢？就是這種遲鈍，遲疑，遲慢的應急能力的嚴重缺失上。

我猜想，王維在聽到他對李隆基念那兩句詩時，一定是相當相當暈菜，差點背過氣去。就別說讓陛下惱火的“不才明主棄”了；那“多病故人疏”，明擺著也是瞪眼在瞎掰啊！他對這位不識時務，不懂深淺，甚至不知好歹的老朋友，也只好愛莫能助了。

宮禁何等森嚴，大內豈容外人，王維這樣做，絕對是冒著風險的安排。我估計，把他弄到宮城內署，也就是大樂丞（相當於國家交響樂團）的住處來，好心的王維，知道李隆基有可能光臨，使他得以一睹天顏，展現才華，從而得到陛下的恩寵，有可能是他的一次轉機，有可能是他的一個晉身之階，有可能得償其願成為御用文人呢？然而，由於在鹿門山當隱士，閒雲野鶴慣了，來到人口密集的都城之中，諸多的不適應，不如願，不習慣，不開懷，才有“不才明主棄，多病故人疏”，這兩句充分反映他來到長安以後的挫折感，失落感，不平感，怨懟感的詩吧？

希望得到的一切，和可能得到的一切，這其間的落差，讓孟浩然感到非常沮喪。這兩句一脫口，孟浩然的“待詔”夢徹底粉碎了。但是，一個做美夢的人，要徹底清醒過來，不易；同樣，一個患病的人，要完全根治痊癒，更難。大約三年以後，我們這位說隱不隱，說顯不顯的詩人，第二次來到長安。

如果說，他第一次來，是王維為之穿針引線，那麼，他第二次來，卻是受到李白的影響。在此之前，當孟浩然已經不抱什麼希望，如他一首《過故人莊》所寫：“故人具雞黍，邀我至田家。綠樹村邊合，青山郭外斜。開筵面場圃，把酒話桑麻。待到重陽日，還來就菊花。”他發現自己在大都會中，所以格格不入，所以洋相百出，所以碰壁而回，很簡單，他是鄉下人，他是山裡人。只有在田莊裡，在桑麻中，才能找到歸屬感。

可開元730年（開元十八年），李白那封“生不願封萬戶侯，但願一識韓荊州”的自薦書，讓他好容易平定下來的求御用的心，又死灰復燃起來。我們不知道隨後失意東歸的李白，是怎樣將資訊傳遞到也在周遊江湖的孟浩然。我們知道，李白是一個絕對能與朋友分享快樂，同承艱難的俠義之人，肯定是他設法告訴了孟浩然。這位時任採訪使的韓朝宗，其識拔才俊之別具慧眼，其推舉新秀之一言九鼎，值得老哥再去長安面謁一下的。

夢碎孟浩然（5）

可這一次，孟浩然想去，又不想去。去，是為了那夢，不去，是害怕再碰壁。磨蹭了兩年，他才成行。估計夠朋友的李白，在韓朝宗那邊也做了工作，或者還有某種承諾也說不定。無論什麼朝代，什麼社會，你想得到不一定非要給你的東西，那恐怕多多少少是要付出代價的，這世界上哪有免費的午餐呀！李白是一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