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人遭遇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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寄足下詩，則執政者扼腕矣；聞《宿紫閣村詩》，則握軍要者切齒焉。大率如此，不可遍舉。不相與者，號為沽名，號為詆訐，號為訕謗。苟相與者，則如牛僧孺之戒焉。乃至骨肉妻孥皆以我為非也。”（《與元九書》）

他在《傷唐衢二首》中所寫的“貴人皆怪怒，閒人亦非訾”，就是他這些諷諭詩全面得罪的結果，也是他為文做詩，一定要站在老百姓的立場上，必然要遭遇的厄難了。這本是大可不必後悔的事情，你選擇了蒺藜，就不要害怕剌傷，你選擇了畏途，就不要在乎坎坷，但白居易，顯然沒有足夠的精神準備，第一，他太信賴他所侍奉的皇帝，以為他們果然也是明君。第二，他太小視封建社會國家機器中的大大小小的螺絲丁，以為他們果然同他一樣忠君愛國。

他不明白，對可憐巴巴的中國文人來說，在朝的“貴人”，固然可怕，不在朝的“閒人”，踐踏你起來，蹂躪你起來，那甚至更可怕。這多年來，一遇風吹草動，來不及地把文人同類，往火坑裡推的積極分子，那心之狠，手之辣，我也有幸親眼目睹，並且親身體驗過的。估計，在某種程度上還算比較寬容的唐代文學環境中，這類文學小人，有可能會少一點，但絕不會沒有或者絕種的。

於是，事實終於教訓了這位詩人。

“自登朝來，年齒漸長，閱事漸多。每與人言，多詢時務。每讀書史，多求道理。始知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是時皇帝（憲宗李純）初即位，宰府有正人，屢降璽書，訪人急病。僕當此日，擢在翰林，身是諫官，月請諫紙，啟奏之外，有可以救濟人病，裨補時闕，而難於指言者，輒詠歌之。欲稍稍遞進聞於上。上以廣宸聰、副憂勤，次以酬恩獎、塞言責，下以復吾平生之志。豈圖志未就而悔已生，言未聞而謗已成矣。”（《與元九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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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人何以《秦中吟》（4）

如果不是元和六年（811），他母親陳氏不幸病故，按舊制葬禮規定，官員必須退職，回家守喪，這樣，使他在下邽苫塊稽顙，一待三年，對他的報復，也就相應推遲，否則早就將他收拾了。一直到他服闋，也就是元和九年（814），回到長安復職，那些當年得罪過的“貴人”和“閒人”，絕不是健忘的人，仍牢牢記住他的《秦中吟》。於是，聯起手來，找碴要給他一點顏色看看。

新的任命，為太子左贊善大夫，算是宮內官，有更多機會接近中樞。於是，他也很想盡心盡力地“廣宸聰、副憂勤”，“酬恩獎、塞言責”，表現出耿耿忠心，一片熱忱。夙不知贊善、拾遺等諫官之類，不過是政府的花瓶而已。雖然封建王朝的體制中，例設御史之類的清水衙門，以監督檢劾各級官僚機構，充其量，不過是聾子的耳朵，擺設而已。歷朝歷代的絕大多數帝王，總是想聽他所喜歡聽的，諸如形勢大好，越來越好的悅耳之詞；而不想聽他所不喜歡聽的，諸如水深火熱，民不聊生的逆耳之言。

儘管白居易感到他的所作所為，觸怒當局，得罪同僚，所謂“悔已生”，“謗已成”，倒也沒有退卻，繼續不停地上章奏，繼續不停地寫他的諷諭詩。據《新唐書》載：白居易“後對殿中，論執疆鯁，帝未諭，輒進曰：‘陛下誤矣！’帝變色，罷，謂李絳曰：‘是子我自拔擢，乃敢爾，我叵堪此，必斥之。’”《舊唐書》也有類似記載：“上頗不悅，謂李絳曰‘白居易小子，是朕拔擢致名位，而無禮於朕，朕實難奈！’”

這就是白先生的性格悲劇了，雖然，我們不能以今天的眼光，評價古人對於封建統治者的感情，那份“以廣宸聰”的良苦用心，那種熱臉貼冷屁股的自作多情，真是很不敢恭維的。但中國文人有史以來，從屈原對楚懷王之“傻”戀，從司馬遷對漢武帝之“傻”忠，以及白居易“忝備諫官位”的“傻”積極，如此發賤的病態心理，歷史悠久，根深蒂固，想想，也是頗感沮喪的。

儘管憲宗李純對文人，倒也不那麼迫害，但白居易在《和夢遊春詩一百韻》中所寫的“危言詆閽寺，直氣忤鈞軸”的那些宦官們，內臣們，執政們，官宰們，卻一直在尋釁，在抓他的小辮子。抓住憲宗皇帝對詩人偏執的嫌惡，利用一個不過是程式上的極其低階的錯誤，進行秋後算賬。嗚呼！不怕賊偷，就怕賊惦，賊咬一口，入骨三分，白居易終於難逃一劫。小人之不可得罪，就是他們這種睚眥必報，絕不輕饒的狠毒之心，你躲得過初一，未必躲得過十五。

起因很簡單，只是一件突發事故，元和十年（815）七月，長安大街，光天化日，有盜殺人，這本也平常，但被殺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