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人遭遇皇帝

第28部分 (第3/4頁)

大家竟十分生疏起來。頗費幾分周折，才打聽到“我自橫刀向天笑”的譚嗣同掉腦袋的地點，已無任何標誌，更甭說紀念物了。

那時，四十年代末，這座城市還叫北平，南城一帶，平民稀疏，街市冷清，破房舊院，路窄巷擠，很難想象清末百姓的民諺，“到菜市口看殺人去”，萬人空巷，堵塞在這樣仄隘湫陋的地段，看殺革命黨。不免為烈士臨終場面之侷促，之齷齪，感到窩囊。

對好看熱鬧的中國人來說，戲文是主要的，角兒更為主要，至於戲園子的好賴，是無所謂的；京劇翻譯成英文，叫做“Beijing Opera（北京歌劇）”，儘管北京歌劇出現過梅蘭芳等許多名演員，而大清朝歷經三百多年，民國又歷經三、四十年，這座城市從來沒有一間像點樣子的戲院。這就是北京人既能窮講究，又能窮湊活的習性了。

幾百年來，他們很滿足這份廠甸廟會式的看殺頭的娛樂，這份不花錢，不打票的血淋淋的真實場面，這份可供好些日子裡，飯後茶餘，對被殺頭者或褒或貶的說話由頭。擠就擠吧，擠著熱鬧，殺就殺吧，殺頭好看。至於殺誰？誰殺？為什麼殺？為誰而被殺？這些看戲的老百姓們，是不去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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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過菜市口（2）

我在想，當譚嗣同戴著枷鎖，在檻車裡，向圍觀者大呼：“有心殺賊，無力迴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這班一臉亢奮的觀眾，會有什麼呼應嗎？他們只對馬上就要砍掉的頭顱感興趣，而對這位革命先驅的豪言壯語，絕對是無動於衷的。

“聖旨下，將六人從獄中提出，上堂點名，並不訊供。飭令登車，劉光第曾任刑部司官，知事不妙。亟詢承審官為誰，我至今未曾認得康有為，尚可容我伸辨否？眾曰不必言矣。乃徑解赴菜市口。由提督衙門派來哨弁兵役二百人護之行，抵法場三下半鍾。先殺康廣仁，次譚嗣同，次林旭，次楊深秀，次楊銳，次劉光第。事畢已薄暮矣。……菜市口距廣東會館最近，康廣仁死後，粵人竟莫敢過問。譚嗣同、林旭殮俱遲。……譚嗣同死不瞑目，李鐵船京卿慰之曰：‘復生頭上有天罷了。’”（民國·　姜泣群《朝野新譚》）

譚嗣同，字壯飛，又號復生。這最後一句令其閉眼的撫慰，告訴冤魂“頭上有天”，又如何呢？不過由此倒也證明，作為先知先覺者，與那些後知後覺的民眾之間，確是存在著不被理解的鴻溝，這才是他九泉下無法排遣的寂寞和苦惱呢！甚至，一個世紀過去，又有多少人在菜市口時，會想起封建社會中，中國知識分子的這場百日維新，士子們的最後的孤注一擲呢？

然而，1898年，六君子之死，清廷的喪鐘隨之敲響，1911年辛亥革命成功，從此，菜市口作為行刑開殺的法場歷史，也就結束。但是，回顧三百多年的大清王朝，那劊子手的大刀片兒，到底在這裡砍下了多少人頭，恐怕是永遠也統計不出的數字了。

“康廣仁便衣無服，被殺後劊子手將其首拋之極遠，林旭穿補服未掛珠，餘均便衣。楊銳血最多，劉光第至死呼冤，殺後點血俱無，但覺有白氣一道衝出。劊子手曰：‘是實大冤枉者，方如此白氣上衝，其神上升於天也。’”（同上）

想到那些拋灑在菜市口的血，對於甚囂塵上的，幾成定論的，康雍乾三朝，為中國歷史上最興旺繁榮的盛世說法，很不以為然，相當不以為然的。竊以為這是一些急功近利者，故作驚人語，說得太過頭的大話。

事實並非如此，這三位皇帝，在奠定中國的一統局面，劃定國土的疆域版圖上，是作出巨大貢獻的。然而，盛世二字，是加冕不到他們頭上的。

第一，在經濟上，並未達到漢代孝文，孝景年間，“都鄙廩庾皆滿，而府庫餘貨財；京師之錢累鉅萬，貫朽而不可校；太倉之粟陳陳相因，充溢露積於外，至腐敗不可食”的豐足；

第二，在政治上，也不曾達到唐代貞觀年間，“終歲斷死刑才二十九人，東至於海，南極五嶺，皆外戶不閉，行旅不齏糧，取給於道路焉”，“帝親錄繫囚，見應死者，閔之，縱使歸家，期以來秋來就死。仍赦天下死囚，皆縱歸，使至期來詣京師。……（次年）去歲所縱天下死囚凡三百九十人，無人督帥，皆如期自詣朝堂，無一人亡匿者”的清明。（以上均見《資治通鑑》）

第三，公元1662年至1796年，閉關自守的康雍乾三朝，故步自封，自以為是萬邦來儀的中央之國，老大自居，維護傳統的農本主義，不求進取，拒絕整個世界的變革潮流，這才是他們最大的甚至是不可饒恕的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