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人遭遇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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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方寬文字之禁”，未作更改。或者，在他這個另類文人內心深處，存有一點叫板之意。於是，偏偏被一心找碴的趙申喬抓住，這個想吃人血饅頭的小人，以　“所作書內，將本朝年號銷除，將永曆年號寫入等類大逆不道之語”參奏上去。　小人之狡獪，就在於他抓住康熙狹隘的種族禁忌心理，激怒之下，把戴名世送上斷頭臺，而趙申喬因此案立了大功，擢為戶部尚書。

這次《南山集》文字獄，牽連到已死多年的方孝標，牽連到作序的方苞、方正玉、汪灝等人，牽連到出版社，印刷廠，發行人，投資商，以及藏有此書者，知情不報者，和處置不力的地方官員。最為恐怖可怕者，牽連到戴、方兩族大批宗親姻眷，一概治罪，那一場駭人聽聞的大屠殺，殺得整個桐城地區，血風腥雨，昏天黑地。

按當時康熙批准的屠殺範圍：

“祖父父子孫兄弟及同居、不分異性、及伯叔父兄弟之子、不限籍之同異，年十六以上，不論篤疾廢疾，查出送部，律斬立決。之母女妻妾姊妹，子之妻妾、其十五以下子孫，伯叔父兄弟之子，查出照例給付功臣之家為奴。”（據雍正元年的刑部題參）

總計死於非命者，應有三百多人，流放黑龍江的寧古塔，撥與烏喇、白都諾等處安插，活著受罪者，當有四百來人。康熙這次《南山集》一案，遭波及者將近千人之數。時隔數個世紀，重述這段血淚往事，猶感心悸。

戴名世固然為他的筆誤，橫遭慘禍，其實對統治者來說，這是欲加之罪，何患無辭的藉口，而根本問題，在於他一定要寫出南明史的這一份真實，為康熙之忌，才付出代價的。

“昔者宋之亡也，區區海島一隅，僅如彈丸黑子，不逾時而又已滅亡，而史猶得以備書其事。今以弘光之帝南京，隆武之帝閩越，永曆之帝兩粵、帝滇黔，地方數千裡，首尾十七八年，揆以春秋之義，豈遽不如昭烈之在蜀，帝昺之在崖州，而其事漸以滅沒。

至於老將退卒故家舊臣遺民父老相繼澌盡，而文獻無徵，凋殘零落，使一時成敗得失，與夫孤忠效死亂賊誤國流離播遷之情狀，無以示於後世，豈不可嘆也哉？終明之世，三百年無史，金匱石室之藏，恐終淪散放失，而世所流佈諸書，缺略不詳，譭譽失實。嗟乎！世無子長、孟堅，不可聊且命筆，鄙人無狀，竊有志焉。”（戴《與餘生書》）

文人遭遇皇帝（6）

所以，從屈平起，中國文人最讓統治者頭疼的一點，就是他們堅持筆下的真實。戴名世之值得尊敬，也就是他要把那一段被湮沒的，被改寫的，被當局有意忘卻的歷史真實，無論如何也要寫出來的勇氣和骨氣，不屈不撓，齎志以赴，知道沒有什麼好果子吃，文人的誠實，文人的理性，文人的使命，文人薪火相傳的歷史責任感，也使他不能住手停下。

我認為，作為一箇中國文人，最起碼的一條寫作準則，就是要給歷史留下來真實。可以不寫不說，但不可以瞎寫瞎說，尤其不可以為了迎合什麼而顛倒黑白，而枉顧是非，那就是缺了大德了。那些為康雍乾唱讚美詩的史學家，文學家，實在是令人為之齒冷的。

在安徽桐城戴名世祖屋後邊，那口至今猶在的池塘，當時為避禍及，其族人先行跳水自溺而亡者，將近百十來口，其中以婦孺眷屬為多。據說這口池塘，時聞冤魂夜哭，到了颳風下雨的天氣，常見幢幢鬼影，時有陣陣陰風。

看起來，文人遭遇皇帝也罷，或者皇帝有意識地遭遇文人也罷，說了歸齊，雙方矛盾的癥結，就在於真實二字。一個要說出寫出這個真實，一個不要你，不讓你，不准你說出寫出這個真實。於是，患有意識形態恐懼症的統治者，只有訴諸於文字獄的辦法，來收緊文人的骨頭。

在漫長的封建社會中，這便是中國文人永遠擺脫不掉的惡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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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刻明史案（1）

清人龔自珍詩云：“避席畏聞文字獄，著書只為稻粱謀。”“文字獄”一詞，典出自何人何書，無從查考。但是，創造這個詞彙的古人，大概沒想到所謂康雍乾“盛世”文人，要為這三個字，付出多少頭顱和熱血！

發生在公元1663年（康熙二年）莊廷鑨《明史》案，大開殺戒，“名士伏法者二百二十一人”。　這是清代初年的第一起文字獄。

公元1644年，明清易代，實際上，清政權雖然征服並統治著這個國家，但是，在士人中間，夷夏之防仍在，有的抵抗，有的遠遁，有的隱逸，有的潛沉。當然也有合作者，投誠者，效力者，幫兇者。這是任何一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