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穩的康熙而言，自然視為心腹之患。因為他們對於民眾，有著強大的感召力，對於還不甘心成為順民的文化人，還能起到相當的凝聚作用。從意識形態領域這個角度考量，第一要務是整肅之，整肅不成，則打擊之，打擊不成，則根除之。因此，不是文人遭遇皇帝，而是皇帝一定要來遭遇文人的，想躲也躲不掉的。這樣，知識分子就得為他們與統治者的不大合作，或不肯合作，要付出鮮血和生命的代價了。
康熙蓄謀已久，籌劃有日，終於找到開刀問斬的下手處。戴名世的書，方苞的序，和書中引用已經故去的方孝標的南明史料，對不起，一石三鳥，要拿這三位皆為桐城的文人開刀了
方苞（1668…1749），當時被認為是“當與韓、歐爭等列，北宋後無此人也”（大臣李光地語）的文章家，學問家，號稱“學者” ，在清代，他一直被儒林宗奉為桐城派之始祖。他的同鄉，摯友，某種意義上的前輩戴名世（1653…1713），也是一位才思擢髮，出語驚人，雋逸磊落，聞名於世的文豪，“少負奇氣，不可一世，文章學行，爭與古人相後先，尤以史才自負”（大師徐宗亮語），其為文，“下筆超逸，雅有雋才”（大文人周亮貞語），在桐城派中自成風格。近代學者柳亞子認為：“戴氏與方苞齊名，為清代桐城派古文家開山鼻祖。”
康熙為什麼要對桐城文人下手，道理也很簡單，清代大家，多出桐城，這裡不僅人文薈萃，名士匯聚，形成清代文學活動的中心和重心，而且在文學史上，也有桐城派這一說，自然為意識形態恐懼症眼中的重災區，為統治者重點打擊的首選地區了。
方苞，康熙三十一年江南鄉試第一，戴名世，康熙四十八年會試第一，兩人都因才識卓越，文章聲望，為翰林院編修。康熙搞文字獄，手法比較獨出，不是殺雞給猴看，而是殺猴給雞看。這位經常要到承德打圍的好獵手，自然懂得槍打出頭鳥所產生的阻嚇效應。恰巧，方苞為戴名世的《南山集》寫了一篇讚揚備至的序文，這兩位桐城頂尖才子的組合，像拴在一根繩子上的兩隻螞蚱，正好讓康熙逮了個正著。
戴名世在文人中間，視為另類，而在一個平庸的社會里，另類或者異端的存在空間，是極其有限的，而在清代，他簡直不為社會所接受。他的倒黴，他的被選為鎮壓的物件，也因為他“負才自喜，睥睨一世，世亦多忌之”（金天翮語）。據他與何屺瞻的信中，談到他的處境，“世多以僕為罵人，僕豈真好罵人哉？而世遂爭罵僕以為快”。因此，他在桐城，在京師，“餘居鄉以文章得罪朋友，有妒餘者號於市曰：‘逐戴生者視餘。’群兒從之紛如也，久之衡文者，貢餘於京師。鄉人之在京師者，多相戒勿道戴生名”（戴《送蕭端木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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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人遭遇皇帝（5）
這位以司馬遷自許，遍遊燕趙齊魯，三吳八閩，搜訪南明遺事，立志續史的戴名世。“既窮而遊，多憤世嫉俗之論，以是積學之士皆慕其才，與之交，而馳聲利挾權勢者，則畏其口而忌其能”（徐宗亮語）。看來，不是他不瞭解這個社會，而是這個社會根本不能接納他。於是，得罪了有權有勢和有銀兩者，自然也就製造了不少明裡暗裡的反對派。
反對派的存在，也許並不可怕，反對派加之小人，那就沒好日子過。都說中國地大而物不博，但是，就小人而言，這東西在中國廣袤的大地上，卻從來不感緊缺，隨時隨地，不請自到。孔夫子說過“三人行必有我師”，其實應該是“三人行必有小人”才對。小人之厲害，在於他全天候的精神抖擻，眼睛盯著你不放的同時，鼻子還不停地嗅著上面的動靜。
我估計那個跳出來陷害戴名世的御史趙申喬，一抓住他書中的把柄，二抓住他備受世俗訾議的惡名聲，三抓住康熙要殺人的血腥慾望，於是，一紙奏書，呈送到主子面前。
“都察院左都御史趙申喬，疏參翰林院編修戴名世，妄竊文名，恃才放蕩，前為諸生時，私刻文集，肆口遊談，倒置是非，語多狂悖。今身膺恩遇，叨列巍科，猶不追悔前非，焚削書板，似此狂誕之徒，豈容濫廁精華？祈飭部嚴加議處，以為狂妄不謹之戒。”
康熙御批：“這所參事情，該部嚴察，審明具奏。” （《聖祖仁皇帝實錄》）
戴名世的《南山集》的“罪狀”，說來可笑，在書中有關南明政權史實部份材料，引用了桐城另一位也曾是翰林和侍讀學士的方孝標所著《滇黔紀聞》。書中所記南明事，用南明年號，而戴名世轉錄到自己文集中時，不知道他是馬虎了呢？還是相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