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人遭遇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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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在開封城裡，收拾元祐黨人，規模有限，很不過癮。下令天下，凡各地監司、長吏廳堂之間，必立“奸黨碑”，為怙惡不悛者戒。至此，燒錄於黨人碑者，再次挖地三尺，層層加碼，總數達三百零九人。

李格非名列第二十六，排位相當靠前，日子很不好過。

公元1104年（崇寧三年）。

更惡毒的政策出臺，詔御書所書寫之奸黨，“不得擅到闕下”，更不得在汴梁居住。凡親屬，無論親疏，遣返原籍。連文革期間的對可以教育的子女，給出路的政策，也沒有，可見宋徽宗斬草除根之歹毒。

公元1106年（崇寧五年）春正月。

因為慧星出西方，太白晝見。這個絕不上東西有皇帝，不得不詔求直言，有上書者認為堂堂京師立這樣的碑，全國各地立這樣的碑，有礙觀瞻，遂有毀碑之說。

公元1108年（大觀二年）春正月。

壬子朔，宋徽宗這場政治運動，總算告一段落黨禁至此稍弛。

據說，宋太祖趙匡胤登基後，有過一條不成文的規定，不得殺諍臣，不得殺讀書種子。是否如此，未見正史。但趙姓皇帝對待知識分子，尚屬禮遇，不算那麼刻薄。

李清照的悲哀（2）

在中國封建社會中，文人做官，做到部長級，國務委員級，副總理級的高層職務，也就只有宋朝的的范仲淹，王安石，歐陽修，司馬光，蘇軾等人，達到如此官位。他們出入宮禁，位列中樞，掌握機要，籌謀決策，真正受到帝王重用，那才真叫當官，絕不是當擺設，充玩藝，起花瓶作用的閒差虛位。有職有權，有威有勢，足夠讓今天已做官的，想做官的作家，或者詩人，豔羨不已。

李清照的父親李格非，也非等閒人物，以禮部員外郎，拜提點京東刑獄，作為河南、山東一帶的司法廳長，警察總監，官也做得不算小的。所以，平心而論，混賬如趙佶者，儘管修理文人，不遺餘力，透過黨人案，大搞宋朝的政治運動，倒沒有開過殺戒，沒有砍人腦袋，總算不違祖宗規矩。不過，他先打“元祐奸黨”，後打“元符奸黨”，雷厲風行，嚴懲不貸，鬥爭從嚴，處理也從嚴，充軍發配，妻離子散，打得大河上下，京師內外，殺氣騰騰，鬼哭狼嚎，也是蠻恐怖的。

最滑稽者，居然還有平反改正，落實政策一說。“元祐奸黨”案，從公元1102年，到公元1108年，也頗符合當代政治運動“七八年來一次”的大限，實在讓人不禁感嘆系之。

敢情，歷史原來是一條環行路，這一切都是古已有之的，能不令人咋舌？

北宋自神宗變法以來，到徽宗的雙打，知識分子就不停地被翻燒餅，烙了這面再烙那面，烤焦這邊，再烤那邊，今天把這撥打下去，明天把那撥抬上來，後天，給打下來的這撥昭雪，再後天，又將抬上來的那撥打下去。

在哲宗朝元祐年間蜀黨被起用，到了徽宗朝崇寧年間洛黨抬頭，又被打下去的噩運。被李格非不幸趕上了，他的罪狀，就是站錯了隊，誰讓他是蘇軾門下的得意弟子呢？

北宋黨爭的這兩派，“元祐黨人”中，正直的知識分子較多，有才氣的文人較多。而“元祐黨人”的對立面，當然也並非全部壞蛋，但其中小人要多一些。而小人這東西，一肚子壞水，極盡刁鑽刻薄之能事，只要下手，無不心毒手辣。一般來講，君子鬥不過小人，總是要敗在小人手下，就是在狠毒度上做不到他們那樣無所不用其極。因此，蘇東坡哪怕死了，一個死靈魂，也要遭到清算。

宋徽宗也是一個小人，這種銘刻在石板上“元祐黨籍碑”，就是他的一大發明，比西方的恥辱柱，不知早了多少年？隨後，在中國曆次運動中出現過的大字報、戴高帽，批鬥會，噴氣式，追本溯源，都是借鑑宋徽宗的這一手。

士可殺而不可辱，整人的人，對付知識分子，無一不是極盡羞辱之能事。

我不禁想起個人的遭遇，1957年，我到太行山深處的鐵路新線接受勞動改造。他們喝令我，必須端著飯碗，在工地食堂立有“右派分子李國文吃飯處”的木牌那兒進食。頓頓如此，天天如此，這歹毒的主意真虧他們想得出來？現在來看，他們當然不是從宋朝學來的高招？但我相信所有這些整人的人，其人性惡的本質，都是胎裡帶，都是無師自通自學成材的。

現在已經找不到李格非到廣西以後的情況資料，是不是也要捧著飯碗，到奸黨碑旁就餐呢？那就不得而知了。但是仍在開封的李清照，日子是不怎麼好過的。

第一， 她不能不掛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