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人遭遇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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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呼之曰“流寇”。“寇”當然是毫無疑義的蔑稱，“流”卻是準確的狀態描寫。農民只要一流起來，手裡握有武器，便什麼事都做得出來。尤其流民中的先鋒分子，也就是流氓無產者，如朱元璋，暴得富貴，即使坐了江山，也不是在一代、兩代間改變其先天的由於小農經濟所造成的文化劣勢，尤其是那種心理上的文化劣勢所形成的基因，像DNA，更難徹底改變。於是，便註定了這些掌權的農民，儘管穿上了龍袍，穿上了四個兜的幹部服，也是充滿了對於知識分子的敵視，對於優勢文化的憎惡。

朱皇帝腰斬高啟（5）

千古以來，文化史興衰起落，與這些領導者的昌明程度密切相關，與這些統治者的文明水準息息相關，君王明白一點，文人的日子好過一點，君王胡塗一點，再加之混蛋一點，尤其再加之自以為是一點，那神州大地上，必然就是斯文掃地，知識遭殃，大師呻吟，白卷稱王，一部二十四史，就這樣白紙黑字寫著的。

據說，朱元璋登基後殺的人，比他登基前殺的人，少不到哪裡去。僅胡惟庸案、藍玉案，至少有十幾萬人，死於非命。試想，連與他一起揭竿起義的同志，與他一起南征北戰的戰友，乃至於追隨多年的部下，歷盡艱辛的親屬，包括一起打江山的他的兒女親家李善長，都殺害殆盡，會對你知識分子客氣？

在吳晗《朱元璋傳》裡開了一串被殺文人的名單：“處州教授蘇伯衡以表箋論死；太常卿張羽坐事投江死（注，不是他跳江自殺，而是綁起來扔到長江裡）；河南左布政使徐賁下獄死；蘇州經歷孫右；曾為藍玉題畫，泰安州知州王蒙嘗謁胡惟庸，在胡家看畫，王行曾作過藍玉家館客，都以黨案被殺；郭奎曾參朱文正軍事，文正被殺，奎也論死；王彝坐魏觀案死；同修《元史》的山東副使張夢兼、博野知縣傅恕、福建僉事謝肅都坐事死，曾在何真幕府的趙介，死在被逮途中，曾在張士誠處作客，打算投奔擴廓帖木兒的戴良，畏罪自殺。不死的，如曾修《元史》的張宣，謫徙濠州；楊基罰作苦工；烏斯道謫役定遠；顧德輝父子在張士誠亡後，並徙濠梁，都算是十分僥倖的了。”

因此，以高啟為首的“吳中四傑”，會指望老朱給他們拋來一串熱情的飛吻嗎？

明代的郎瑛在其《七修類稿》提到：“國初，張士誠竊居姑蘇，較之一時僭偽似小有間，眾皆嗜殺，不禮士夫，張則造景賢樓以延之。”生活在明代中葉的郎瑛，文中所說的“一時僭偽”，自然不包括明太祖。其實，元末天下大亂，群雄蜂起，割據爭奪，稱王成霸，朱元璋、方國珍、張士誠，都是僭偽者。而販私鹽出身的張士誠，稱吳王，據蘇州，對知識分子的吸引力，要大於朱元璋，在延攬吳地的文人和士紳，以及元朝的官吏，加入到他的政權中來效力，也比朱元璋要成功一點。

據紀昀《提要》，“吳中四傑”之楊基，“其先先嘉州人，祖官吳中，因家焉”，張羽，“本潯陽人，僑居吳興，再徙於吳”，徐賁，“其先蜀人，徙常州，再徙平江”，加之高啟，同住在姑蘇城裡，同受到張士誠的尊讓禮遇，對這個代元而起的新政權，持歡迎態度，也是順理成章的事情。中國計程車，說來可憐，只要不用小棍子老敲他的腦袋，不用小鞭子老抽他的屁股，他就會感恩戴德。如果，奉為上賓，引為知己，他都恨不能為之死殉的。

這四位文人，拿今天的話來說，是當之無愧的著名作家，是媒體關注的知名人物，都箕坐在景賢樓裡，喝著老酒，聽著評彈，成為那個鹽販子的座上客，我想在應天也建立了政權的朱元璋，獲知這個情報，不會是很開心的。所以，最後，這四位詩人，先後被殺，被謫徙，還連帶一批仕吳的文化人死於非命。甚至，為了懲罰，蘇州的田賦，繳納的標準是全國最高的，蘇州被強迫外移到鳳陽去的百姓，也是各地中最多的。

因此，當皇帝的，未必不小人，未必不記仇，未必不睚眥必報。一篇《上梁文》，送到御案上，老朱跳起來，朕正等著呢，於是，高啟伏法，一分為八，慘不忍睹。

如果，留他一條命在，有更多的詩作，流傳於後世，至今家弦戶誦，也未可知的。但是，天才遭遇上嗜殺的皇帝，無論什麼樣的朝代，無論什麼樣的社會，即使陛下心情非常之好，摟著你的肩膀作親密狀，探討超現代詩歌和民間文字，在中國的發展前景，探討桑那浴，三陪小姐，對於中國作家的助益，但你放心，最後，你也只有玩兒完一途，別無其它。

總而言之，你倘不沉默，你就被腰斬；你倘不想被腰斬，你就只有沉默。這是朱皇帝的邏輯，也是許多中外統治者奉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