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鄰國的關係，而且死心塌地追隨美國霸權主義，圖謀復活日本軍國主義。日本人民正面臨著一個關鍵時刻，不能不嚴肅考慮，究竟什麼才是日本民族應走的道路。在我看來，以小泉為代表的右翼勢力，死心塌地地追隨美國，把自己綁在美國霸權主義的戰車上，為美國火中取栗，是一條非常危險的道路，決非日本民族之福。相反，以東史郎君等正義人士為代表的和平發展的道路，與中國等東亞人民睦鄰友好的道路，才是真正日本民族的光明坦途。這是我在悼念東史郎君衷心的話。我寄希望於日本人民。
2006年1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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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克家詩翁送別
克家詩翁於萬家燈紅的元宵之夜駕鶴西行了。
去年10月，適逢他的九十九歲誕辰，我和女作家丁寧同志相約去看望他。那時正是他病危的時刻，鄭曼大姐面帶憂容地把我們引進病房，這位瘦弱的老人正處於昏迷狀態。鄭曼輕輕地在他耳邊喚了幾聲，我也輕輕地呼喚著：“克家！克家！”他似有所動，睜了睜眼沒有睜開，卻從被子邊伸出手來。我握著那隻枯瘦的手，為人民作出重要貢獻的手，默默禱祝著詩人能夠轉危為安。果然不久，就傳來奇蹟般的訊息，他的病情轉趨穩定，親人們和朋友們都慶幸他可以活到一百歲了。哪裡知道又出現了這樣的變化呢！
當克家同志像一顆新星一樣照耀詩壇的時候，我已經在讀他的詩了。那時候我不過十五六歲，對詩歌女神正處於熱戀時期。中原各地如鄭州、開封、洛陽、新鄉、安陽以及豫南，還有一幫寫詩愛詩的朋友，這些人大部分受到以魯迅為首的上海左翼文化的影響，思想激進，不滿現狀，為深重的民族危機與社會危機而騷動不安。他們由高天、程率真、陳雨門等人牽頭組成了“勁風文藝社”。學詩、寫詩、辦詩刊，搞得很起勁。一位年輕的詩友周啟祥，從上海回來，帶來了臧克家的《烙印》、《罪惡的黑手》、《運河》、《自己的寫照》，還有田間的《黎明集》、《中國牧歌》、《中國農村的故事》等詩集。大家如飢似渴地讀著。這些詩，像《烙印》中所寫的《難民》、《老哥哥》、《老馬》、《販魚郎》、《崇思》、《洋車伕》、《神女》等等，立刻引起了我們的共鳴。因為我們的身邊就是這樣的生活。只要我們睜一睜眼，大街上就可以看到背井離鄉蓬頭垢面的逃難者，在苦難中掙扎的流民圖。田間寫的農村故事也是這些內容，不過另有獨特的風格。他那小炸彈般的短句，給人以前所未有的新鮮之感。他詩中有一句“揚子江，你站起來吧”，至今我仍然記得。我們之中，有人學克家，有人學田間，他們都對我們中原詩壇有強烈的影響。
克家同志寫於30年代的詩，忠實地描繪了當時的社會生活，描繪了人民的悲慘命運和改變這種命運的要求，至今讀起來仍是沉甸甸的，是新詩寶庫中的重要部分。正如詩人所說：“對當時的黑暗社會，對命運悲慘的農民，我確實是含著眼淚苦吟，蘸著濃情把它寫在紙上的。”（《學詩紀程》）我想正是這樣的詩才具有長遠不衰的生命力。
抗戰爆發，我到了延安，兩地懸隔，讀克家的詩就比較少了。解放後，大家聚首北京，在許多###上，常常能聽到他的誦詩聲和興高采烈的讀詩聲。他竟如到了一片新的天地，再一次煥發了青春，歌頌社會主義新生活的詩篇，歌頌黨和毛澤東的詩篇，不絕地噴湧而出。從他身上我感到他確是一位與人民同心與時代同步的詩人。
除自己創作外，克家很重視新詩的建設。他在任《詩刊》的主編期間，與毛主席等領導人談詩、論詩，毛主席同他談詩的信，對新詩的發展產生了極大的影響。此外，他在培養年輕詩人方面，也傾注了很大熱情，在這方面是有建樹的。克家同志為人熱誠謙和，朋友很多，但他在原則問題上也是很嚴肅的，尤其關心我們的社會主義文藝事業向著正確的方向發展。對出現的好詩他每每熱情讚揚；對於不良的文藝現象，也常常著文批評。在這方面他的正義感是很強的。有一次他曾寫信給我，對囂張一時的重寫文學史的荒謬主張，表示異常憤慨，要我和默涵同志商量，能在我們主持的刊物上關注此事。在我們的印象裡，克家愈到晚年，彷彿經霜的紅葉愈加豔紅了。
去年8月，鄭曼大姐告我，克家同志的全集出版了，要開一個座談會邀我參加。我懷著對這位老詩人崇敬的感情，再次翻閱了他的作品，為他寫了以下的祝辭：
隨戰鬥世紀而來，
與勞苦大眾同心，
迎風斗雨，巍然屹立，
雄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