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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人的東西，簡直是鳳毛麟角。也就是說，當年的“草明現象”，將成為歷史的陳跡了。這種局面怎麼能夠讓它繼續下去呢？我也曾打聽那些當年在文壇上曾相當活躍的工人作家，他們現在的情形怎樣？他們在想些什麼？總是不得其詳。當然，工人階級已不再像當年那樣風光，他們的政治地位和經濟地位都在下降，許許多多的人遇到難以想象的困難和難堪的處境，他們已被現在流行的說法歸入弱勢群體。但我要說，他們仍然是一個偉大的階級，最忠實於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的階級，歸根到底將仍是決定中國歷史命運的階級。他們當前所處的困境與不幸，不能成為我們疏遠他們的理由，而應該成為我們更加關注他們、熱愛他們、接近他們、瞭解他們、描寫他們的動力。同時，工人階級本身也應該生長出更多的作家，成為工人階級的發言人。今天工人的文化教育程度已經提高了，其遭遇也是不平凡的，我想經過工人本身的努力是完全可以達到的。世界文豪高爾基不就是一個工人出身的作家嗎？只有這樣，我們的文學事業才是真正有希望的！
今天為了悼念草明，為了紀念毛主席偉大的《講話》發表六十週年，我寫了上面的話。我提出：誰來追蹤草明？我相信是會有更多的草明跟上來的！
2002年4月4日清明前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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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日本人民的良心
——悼念東史郎君
不久前，從報上得知，東史郎君逝世了。
東史郎這個名字，我想中國人是並不陌生的。他曾是前侵華日軍的一名士兵，戰後回國。1987年，他出於對參加侵略戰爭的反省和向中國人民謝罪的願望，在日本京都的和平展覽會上，公佈了他的戰時日記，其中包括記錄當年南京大屠殺的情景。同年12月，東史郎以《我的南京步兵隊》為題，將日記節選後交青木書店出版，在日本國內外產生了較大反響；同時也遭到日本右翼勢力的嫉恨。1987年12月至2000年2月，他先後六次來中國謝罪。我就是他第六次來華時，在國史學會舉行的歡迎會上認識他的。
那時，東史郎已經八十八歲了，雖然滿頭白髮，但身軀強健，講話聲音洪亮。那天我聽了他的講話，他再次揭露了侵華戰爭的罪惡並表示了為中日友好奮鬥的決心，令人深為感動。宴會後，他把在中國剛剛出版的《東史郎日記》送給我，並在扉頁上題寫了“正義必勝，粉骨精白。東史郎八十八歲”等字。我翻看了該書的序言，他以鮮明的語言寫道：“應該永遠不忘中國人民對我們的恩情，因為他們並沒有對日本軍國主義——軍閥犯下的滔天罪惡以牙還牙，而是對我們‘以德報怨。’”又說，“日清戰爭中，日本佔領了臺灣，從中國索取了大量的賠款。然而這次日本戰敗後，中國並沒有佔日本一寸土地，沒讓日本人賠償一分錢，反而對我們說：‘我們要永遠為友好而努力！’這種恩情我們要報。”他又說，“因為我們錯了，所以必須反省，切不可成為忘恩負義的卑鄙小人。我要懺悔，坦白罪過，脫胎換骨。遺憾的是至今軍國主義陰魂仍然不散的那些傢伙竟然控告說：‘東史郎在說日本軍的壞話，這是毀壞名譽。’‘不光彩的侵略和殘暴的日本軍究竟有什麼名譽？！’ 我義正詞嚴地反駁他們，六年來與他們鬥了整整兩千個日日夜夜。三百萬人出征，而我為了洗刷自己的罪過一直在與軍國主義鬥爭。”
哦，這就是東史郎！
看了他的這些話，怎麼能不令人感動呢？東史郎代表了日本人民的良心！他是真正從罪惡的侵略戰爭中吸取了教訓的有覺悟的日本人！日本民族的前途就在這些人的身上。
第二天，在與東史郎送別的時候，我將自己寫的反映抗日戰爭的小說《火鳳凰》送給他。我對他說，我是一個抗日戰士，書裡也寫了我的抗戰經歷。這裡既寫了日軍的殘暴，也寫了當年最先覺悟的日本朋友——他們組成的反戰同盟支部在戰場上的活動。今後讓我們共同為中日人民世世代代友好而努力吧！東史郎與我說話時，發現我的耳朵不好，回國後曾寄來一副助聽器，紀念我們這次相識的友誼。
倏忽間，幾年時間過去了。當東史郎君不幸逝世的訊息傳來的時候，也正是日本的極右勢力不斷製造緊張局勢，中日關係很不好的時候，這就更增加了一層悲涼。在日本國內，一方面是極右勢力甚囂塵上，一方面是日本人民的正義力量受到嚴重打壓。這不能不使我特別難過。當然，這些都是在美日結盟的特殊背景下發生的。近年來，日本小泉政府一意孤行，堅持參拜靖國神社，非但不斷惡化與中、韓、朝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