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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軍主動撤出延安後的第三天，在綏德城南的棗林溝開了一次會議。參加會議的除毛澤東、周恩來、任弼時外，還有朱德、劉少奇以及彭德懷等將領。在會上曾引起過一場爭論，即多數同志提出，要統帥部和毛澤東主席渡過黃河，在黃河彼岸某地指揮全國的解放戰爭。理由很明顯，陝北敵我力量過分懸殊，地區也狹窄，迴旋餘地並不大，而毛澤東一身而系全黨安危，在戰爭中危險是無可避免的。如果渡過黃河，轉移到安全地區，並不影響指揮全國的解放戰爭。將最高統帥和統帥部安排到較安全地帶指揮戰鬥，不僅合情合理，且很有必要。這樣做，也決不會引起任何非議；因此，此議一出，幾乎全體響應；但是隻有一個人不同意，這就是毛澤東。他說：“我不能走。黨中央最好也不走。我走了，黨中央走了，蔣介石就會把胡宗南投到其他戰場，這樣，其他戰場就要增加壓力。我留在陝北，拖住胡宗南，別的地方就能好好打勝仗。”同時，他也不同意給陝北再調部隊來。他說：“不能再調部隊了。陝甘寧邊區巴掌大一塊地方，敵我雙方現在就有幾十萬部隊，群眾已經負擔不起，再調部隊，群眾就更負擔不起了。”雙方爭執得很厲害。尤其是任弼時，對毛主席應過黃河堅持最力，雙方爭得面紅耳赤，最後都帶了火氣。毛澤東聲言：“不打敗胡宗南決不過黃河�”大家看說不服他，只得讓步。會議經過兩天討論，最後確定：毛澤東、周恩來、任弼時留在陝北，主持中央和軍委的工作；劉少奇、朱德、董必武東渡黃河，前往華北，組成中央工作委員會，由劉少奇擔任書記，負責那裡的土改和根據地的建設工作；葉劍英、###前往晉西北地區，負責中央機關的後方工作。事情就這樣確定了。從這件事上，我們可以充分領略到作為偉大無產階級革命家和統帥的勇士情懷�他想的不是什麼我已經是最高領袖了，應當格外地珍惜自己，而想的卻是人民，陝甘寧邊區的人民，在危急時刻決不應當離開他們。只要能更有利於全域性的勝利，至於個人的安危早已置之度外。他對自己是這樣，而對自己的戰友卻是另一番體貼。例如朱總司令，那時已經六十一歲，董老的歲數更大，毛澤東把他們安排到環境比較安定的華北晉察冀地區，又未嘗沒有照顧的意思。朱總司令當然很深刻地體會到這一點。他臨行前的一天下午，專門召集了警衛部隊連以上的幹部會，再三囑咐大家：“中央和毛主席的安全就交給你們了�這個任務很重大，也很艱鉅。你們要堅決勇敢，千萬不能出一點差錯，要保證他們的絕對安全。否則是無法補償的�”朱總司令講完後，又把團長、政委找到跟前，要他們把力量重新調整一下，老弱的自己帶去，精壯的留下來。戰友之間的心心相印又是多麼感人啊�
大勇篇（2）
在國民黨集結重兵侵佔延安，並深入陝甘寧邊區腹地的嚴峻時刻，毛澤東率中共中央及軍委總部始終在陝北堅持的訊息，不僅安定了陝北的人心，而且大大鼓舞了全國各解放區人民的戰鬥意志，對推進戰爭的勝利程序起到了有力的作用。
當然，陝北戰場是異常艱苦的，比之全國也許是最艱苦的戰場。那時毛澤東已經五十五歲了，由於山徑崎嶇，戰爭的頭幾天，他已經丟棄宋慶齡早年贈送的那輛汽車，開始騎馬或步行。住下時則住在又黑又窄的窯洞裡，連地圖也掛不下，牆上、酸菜缸上、鍋臺上擺的都是地圖。儘管戰爭一開始，他很風趣地說過，“大路朝天，各走半邊”，“你在那個山頭，我在這個山頭”，但在這樣狹窄的地區迴旋，不遇到危險，幾乎是不可能的。根據毛澤東的衛士李銀橋的記述，其中最危險的有兩次。
第一次，是我軍連續取得青化砭、羊馬河、蟠龍三次大捷之後，胡宗南氣急敗壞，利用我主力遠在西線的機會，專門派了劉戡率領四個半旅，向我中央領導機關撲來。這時毛澤東和中央機關住在一個小小的村莊裡。敵人既然來了，不得不連夜轉移。傍晚出發時，一陣悶雷沿山樑滾過，接著便下起大雨來。隊伍冒雨爬上西邊的山樑，由於天色漆黑，不得不跌跌撞撞地摸索前進。走了一夜，其實走出來並不很遠。天亮時距王家灣還有四十里路，只好停下來稍作休息。半晌午，後面即傳來激烈的槍炮聲，飛機也在頭上嗡嗡盤旋。偵察員趕上來報告，警衛部隊已同敵人接火，正在楊屹嶗灣的制高點上進行阻擊。警衛部隊的指戰員個個都是過得硬的，一連打退敵人三次集團衝鋒，硬是把劉戡的四個半旅抵擋住了。經過三個半小時的激戰，毛澤東下令將警衛部隊撤了下來。天黑以後，率中央機關繼續轉移，天又下起了瓢潑大雨。部隊剛爬上一道山樑，突然發現左面山溝裡一片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