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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土地會議，制定了《中國土地法大綱》，要求按人口平均分配土地。毛澤東著重指出：“全黨必須明白，土地制度的徹底改革，是現階段中國革命的一項基本任務。如果我們能夠普遍地徹底地解決土地問題，我們就獲得了足以戰勝一切敵人的最基本的條件。”全國勝利後，在一切新解放區又有秩序地展開了全面的土地改革，筆者在朝鮮戰場上看到源源不絕地湧向志願軍行列的新戰士中，就有相當大的部分是實行土改後的年輕人。這些人生氣勃勃，鬥志高昂，在戰鬥中表現得相當勇敢。以黃繼光為例，他就是土改後從四川新區參軍的。他犧牲時才二十一歲，參軍還不到一年。在上甘嶺上，他面對著祖國慰問團的親人說：“請你們聽我的勝利訊息吧�”說完，就拿著爆破筒撲上了敵人的槍眼，在上甘嶺騰起的驚天動地的火光，不就是土地革命折射出來的光輝嗎�綜上所述，在整個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毛澤東始終如一地抓住了土地革命這個中國革命的基本內容，也是中國革命總任務中的關鍵問題。這正是他善於抓根本規律的大智慧的表現。在這一點上，他無愧是第一流的革命戰略家。
八、在鑼鼓聲中消滅了一個剝削制度
1955年的隆冬至1956年的1月，在中國歷史上卻是一個最喧騰熱鬧的季節。全國的私營工商業戶，幾乎每天都有人敲鑼打鼓放鞭炮，到政府裡請求批准公私合營。按預定計劃，中央本來準備在1956年後兩年內，分期分批地實行全行業公私合營。但是面對著這一席捲全國的社會主義改造高潮，不得不改變做法，採取一次批准、全面合營，先收編、後改組的步驟。正如陳雲同志所說：“他們要求的很厲害，天天敲鑼打鼓，迎接公私合營，就只好倒個頭，先承認公私合營，再來進行清產核資、生產安排、企業改組、人事安排。”這樣，到1956年底，私營工業戶的99％，總產值的99�6％，私營商業戶數的82％，資金的93�3％，分別納入了公私合營或合作化的軌道。1956年1月，筆者曾在首都，親眼看到私營工商業戶的隊伍，他們高舉紅旗，敲鑼打鼓地行進在天安門前，那種熱烈的場景，是很動人的。 。。
大智篇（20）
私營工商業的改造，在中國是分兩步走的。第一步由私人工商業改造為國家資本主義，第二步由國家資本主義改造為社會主義。而公私合營已經是國家資本主義的最高形式了。實行公私合營後，企業利潤的分配，除分給資本家的股息紅利約佔四分之一外，其餘的四分之三，則為工人 福利費 、國家 所得稅 ，及擴大生產裝置所有。按毛澤東的說法，私營工商戶的“一隻半腳已經踏進了社會主義”。一個階級的失敗和消滅，通常是一件非常痛苦的事情，而在我國，資產階級經濟基礎的消滅，卻是在敲鑼打鼓中完成的，沒有流血，沒有對抗，生產上沒有受到任何破壞，國家生活沒有任何顛簸，這不能不說是歷史上的奇蹟，是我黨獨一無二的光輝成就。這同毛澤東的大智也是分不開的。
為什麼我黨能夠取得這一成就呢�這是偶然的嗎�或者是憑空臆想出來的嗎�不是。
第一，對民族資產階級實行贖買政策，這是從中國的具體國情出發的。中國的民族資產階級不同於帝國主義國家的資產階級，也不同於當年俄國和東歐的資產階級，而是半殖民地半封建國家的資產階級。因此，它具有兩面性，一方面它經常受到帝國主義政治上和經濟上的擠壓，因而具有革命性的一面；另一面也具有軟弱性和妥協性。這就決定了在民主革命的長途中，它曾是我黨的盟友。進入建國以後，這個階級同樣具有兩面性，既有擁護共產黨的領導、擁護共同綱領的一面，也有消極地與工人階級對抗的一面。根據以上這種歷史和現實情況，加上中國工人階級力量的強大，政權緊緊掌握在工人階級手中，對民族資產階級完全可以採取和平贖買政策。這樣就確定了對私人資本主義採用利用、限制和改造的方針。這一方針顯然是完整而不可分割的，即不能只強調一面而否定另一面。如只看到發展生產的需要而強調利用的一面，對限制和改造加以忽視，那就會對社會主義產生消極的一面。如只強調限制和改造，而忽視利用的一面，也是不利的。總之，這一政策的精神，包含著團結和鬥爭，鬥爭也是為了達到團結。對私人資本主義實行利用、限制和改造，其本身也是另一種形式的階級鬥爭，不可能是沒有鬥爭的。按彭真同志的說法，我們是“兩仗定天下，一仗是‘三反’、‘五反’，一仗是‘公私合營’。經過這兩仗，問題才基本上解決了”。事實的確如此，“五反”以前，資產階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