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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模糊了自己的階級意識。1937年7月，閩粵邊區游擊隊領導人何鳴，在同國民黨軍第157師談判時，由於喪失警惕，致使近千人的部隊在漳浦被國民黨軍隊包圍繳械。在統一戰線中，有的地方過分相信國民黨，因而主張在國民黨統治區域內黨的一切活動公開化。軍隊中個別人甚至以接受國民政府的委任為榮，不願嚴格接受黨的領導，少數人主張在國民黨未改變其###的情況下，共產黨員也可以到國民黨政府中去做官。有人甚至對國民黨特務在根據地的破壞活動，不敢進行堅決鬥爭。在國民黨“限共”、“溶共”、“削弱共產黨力量五分之二”的新政策下，如不提早注意，那是很危險的。毛澤東認為，這種階級投降主義，將引導無產階級去適合資產階級的改良主義和不徹底性。不克服這種傾向，就不能進行勝利的抗日民族革命戰爭，就不能變片面抗戰為全面抗戰，就不能保衛祖國。他認為階級投降主義實際上是民族投降主義的後備軍，是援助右翼營壘而使戰爭失敗的最惡劣傾向。因此，他認為，“統一戰線中的獨立自主”這個原則的堅持，“是把抗日民族革命戰爭引向勝利之途的中心一環”。
大德篇（2）
正當這一正確方針順利貫徹，游擊戰爭在敵後蓬勃發展的時候，我黨駐共產國際代表團的代表王明回來了。他提出了另一套方針。
共產國際和斯大林，對中國革命有很多幫助，提出過不少正確意見。但他們對中國共產黨的情況始終若明若暗，有許多情況是不瞭解的，尤其是對中國共產黨及其軍隊的力量估計不足。直到進行三大決戰前夕，米高揚到西柏坡秘密訪問時還是如此。抗日戰爭開始後，他們對我黨的力量和潛力更是認識不足，認為中國共產黨和中國工人階級的力量都很弱小，因而把抗戰的希望寄託在國民黨領導的政府和軍隊身上。他們認為，中國共產黨應當在國民政府的基礎上促成統一，不要提什麼誰領導誰的問題；而應該運用法國共產黨“一切經過統一戰線”、“一切服從統一戰線”的經驗，做到共同負責，共同領導。同時，他們還擔心在新的形勢下，中國共產黨能否勝任新的任務。因此，需要派“能在國際形勢中辨明方向的、有朝氣的人去幫助中共中央”。這就是王明被派回來的背景。
據《中國共產黨歷史》記載：王明回國後，於1937年12月召開了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王明為貫徹共產國際的“新政策”，在會上作了《如何繼續全國抗戰與爭取抗戰勝利呢》的報告。報告的重點是對黨中央和毛澤東在統一戰線上的許多政策提出批評。他認為，過去對國民黨的根本轉變認識不夠，對國民政府開始起到全國統一戰線的國防政府的作用和國民革命軍開始起到全國統一的國防的作用估計不夠，過去太強調解決民主、自由問題，沒有把握住“抗日高於一切”、“一切服從抗日”的原則；過分強調獨立自主，沒有采取“一切經過統一戰線”、“一切服從統一戰線”的工作方法。他認為，應有統一的群眾組織和統一領導的群眾運動，在抗戰條件下，不怕國民黨限制，要到國民政府去立案，爭取合法。他不同意公開批評國民黨片面抗戰的路線，認為這樣的提法太尖銳，使人害怕。他不同意國民黨營壘有左、中、右的提法，認為只能以抗日或親日為標準；也不贊成誰吸引誰的提法，認為不應空喊領導權，不應說誰領導誰，而是國共“共同負責，共同領導”。他還指名批評劉少奇文章中所提出的要求過高、過多，認為不應該改造舊政府機關，在山西等地區仍應用舊縣政府和舊縣長，不能成立抗日人民政府。
由於王明傳達的是共產國際和斯大林的指示，許多與會者盲目信賴，一時竟不能明辨是非，就依據王明的錯誤觀點，檢查過去的工作，承認自己在統一戰線工作中有“狹隘觀念”和“不策略的地方”。毛澤東在原則問題上作了辯白和說明。但會議未對分歧展開進一步的辯論。會議還決定增補王明等為書記，並由周恩來、王明、秦邦憲、葉劍英組成中共代表團派赴武漢，負責與國民黨談判。
王明到了武漢，並任中共長江局的書記後，便在工作中貫徹他的錯誤主張。當年12月25日，他自己起草了《中國共產黨對時局的宣言》，在堅持全面抗戰路線和獨立自主的原則問題上，從我黨提出的《抗日救國十大綱領》後退了。隨後又於次年1月在《群眾》雜誌上發表了《挽救時局的關鍵》，散佈了許多對國民黨遷就退讓的錯誤觀點。他在武漢大學的講演，走得更遠。甚至說什麼“在對內的問題上，現在也有一種惡劣傾向，就是先問民主自由夠不夠，然後再談統一戰線。這是不對的。統一戰線的建立，抗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