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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忻縣縣委、縣政府正組織各路人馬編纂《忻縣誌》。我想，其它地方的事情，我是知之甚少聞所未聞。但是，自己村子裡的名人或趣事，卻常常掛在老年人們的嘴邊。邢子述老先生，就是村裡人經常提起的傳奇人物。邢子述老先生曾擔任過閻錫山的秘書，又與已故周恩來總理同學，可以說是村裡的名人，也應該是忻州市的名人，不把他老人家寫進《忻縣誌》裡，於情於理，都是說不過去的事情啊！
於是，我利用星期日和節假日，先後回村走訪了一些老年人，還行程一百華里，騎腳踏車來到忻縣城西南一個小村——南窯頭村，採訪邢子述老先生的閨女——邢又蘭女士。然後寫成一篇邢子述簡介的稿子，縣誌辦公室的人還比較滿意，從而堅定了我棄盤（指算盤）從文的信念。可笑的是，《忻縣誌》正式出版後，只在第十九編第一章第一節“文學”內，提了一下他老先生的名字，未入傳，也未提及其著作，真是可恨。
在呂梁行署科委工作時，我看到《人民日報》社新聞智力開發中心招收函授生，學制一年，專業就是新聞採訪。自己心花怒放的同時，也感染了單位領導：好事情。好事情。年青人就應該勤學多思。隨即，領導在發票上批了“同意”二字。感謝他老人家的同時，並祈求神靈保佑他老人家健康長壽，萬壽無疆。
他老人家姓田名嵩嶽，柳林縣人氏，時任呂梁行署科委辦公室主任。一九九八年，我重返呂梁時，他老人家已榮升為呂梁地區人事局副局長了，不知如今高就何位？
一九八五年五月二十八日，我從呂梁調回忻州。做好自己本職工作的同時，還寫一些詩歌，也寫一些日記之類的小玩意兒。後來聽說《忻州地區報》社面向社會招聘採編人員，條件是大專以上文憑。正好我有一個北京社會函授大學的畢業證。名是報上去了，可就是沒考上。後來聽人說，考試只是一種形式，其實名額內部早就敲定了。
儘管如此，我還是沒有放棄任何一個進步的機會。
一九九二年，《忻州市報》社的趙補蓮老師，正與她愛人——忻州市（現忻府區）對臺辦公室主任馮源朝（取其音，忻州市著名書法家，尤其對金石研究至深）合編一本書，她讓我採寫一篇文章，主人公是忻州市播明糧站站長——王亮田。第一次寫報告文學，自己是下了不少功夫的。先後採訪數次，終於在最後劃了一個句號，趙老師看了還非常滿意。
其實真正接觸報告文學，還得從一九九四年說起。那年對我來說非同尋常，也具有非常意義。這年夏天，我與內人在忻州城商貿大廈承包了三節櫃檯，專賣瓷器。初次經營，生意竟然做到不賠還有贏餘，那是因為愛人經營有方的原故。
就在這一年，我在商店裡碰到一位算是老鄉，也算是文友的寧志剛，那時他正經營忻州地區區情研究所。閒談期間，他讓我到偏關縣公安系統採訪，並事先說好稿費是千字四十元，型別為報告文學。
我說可以一試。然後整裝待發。然後乘車前往，連夜直奔偏頭關。
事情正如我的想象，採訪非常順利，寫稿非常順利。志剛看了之後，也非常滿意。之後，我又來到代縣公安局和代縣交警隊採訪。之後，我又來到忻州市公安局和忻州市公安局交警大隊採訪。這年，我一共寫了三十多篇稿子，掙了三千多元的稿費。第二年，志剛又讓我採訪忻州地區土地系統、煤炭系統、煤銷系統等單位與個人，積累了許多寫作經驗的同時，也給自己貧窮的家庭，增添了為數不少的收入。
之後，就有借調在忻州行署公安處交警支隊擔任秘書的事實。之後，與《山西青年》雜誌社編輯部主任徐建宏，就有了更進一步的來往。之後，就有籌建《山西青年》雜誌社駐忻州地區工作站的想法。之後，也就是在二零零零年三月二十日，山西青少年報刊社正式下發當年第一號檔案，正式聘任我為《山西青年》忻州地區工作站站長。
建站後的工作，並不理想。依靠發行雜誌，想維持工作站的日常開支，那是極不現實的幻想曲。又因為雜誌相對於報紙而言，其新聞容量要狹窄得多。沒有新聞，工作站已名存實亡。況且，多年來一直從事正面報道，沒人怕你，就說明你無能為力。沒有經濟，收入微薄，就連說話的口氣，也是軟不拉機有氣無力。
管理管理，你不管他，他就不會理你。一位朋友這樣解釋“管理”二字的含義，我是深受啟發的，同時也是受益匪淺的。試想也是。比如有些公安部門，比如有些交警部門，比如有些煤檢部門，比如有些路政部門，你不去找他們麻煩，他們是不會請你吃飯喝酒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