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心靈自傳-歲月與性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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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工前在那裡集合，夏夜在那裡乘涼。民風十分淳樸，多數婦女兒童沒有出過鄉，以至於我這個臉上架著兩片玻璃的人幾乎被當成了怪物。有一回，我在山裡行走，迎面走來三個小孩，最小的那個立即轉過頭去，把臉緊貼山坡，另外兩個恐懼地瞪著我，握著小拳頭，如臨大敵。我怕嚇著他們，便裝著沒有看見他們，微笑著走了過去。還有一回，幾個戴大耳環的苗家姑娘走來，經過我的身旁時，突然一齊尖聲大笑，撒腿就跑。

從我這方面說，開始時我同樣不適應村民的生活習慣，不免顯得狼狽。我住在一個多子女的貧窮人家，到的第一天，看見主婦把一些螞蚱放在盆裡，用開水浸泡，然後倒進鍋裡，便好奇地問：“螞蚱還能餵豬？”她沒有回答。晚飯時，桌上有一碗幹炒的螞蚱，我才恍然大悟，後悔自己失言。還有一次午飯時，我到廚房添飯，鍋蓋半開著，露出一隻小貓的下半截，我趕緊把它拖了出來。開啟鍋蓋，我不由得朝後退，另一隻小貓正蹲在裡面從容地吃著飯。怎麼辦呢？我猶豫了一陣，還是硬著頭皮添了一碗，回到餐桌旁也沒有聲張。這個家庭真的很苦，幾根辣椒放在灶膛裡烤一烤，然後搗碎，撒一把鹽，就是下飯的菜了，基本上頓頓如此。不過，我始終很愉快，相處久了，一家人都很喜歡我。尤其是那個十九歲的女兒，每見到我就特別高興，總是甜甜的笑臉，還興致勃勃地教我講苗話。我在這一家住了一個月，臨別時，男主人拉著我的手，眼圈紅了，喃喃說：“對不起……”我知道他是為他家的窮內疚，便趕緊不讓他說下去。我正奇怪沒有看見那個女兒，她出現了，塞給我一包剛炒好的熱花生。她天天穿著補丁衣，現在特意換了一件新衣服為我送行，並且因為我的離去而悶悶不樂。我心中十分感動，但說不出一句安慰她的話來。

後來我下鄉就很多了，走了全縣七個鄉的許多村莊。南方多雨，經常的情景是，我頭戴一頂斗笠，腳穿草鞋，在山間小路上踽踽獨行。山區地廣人稀，村落之間往往相距很遠，有時去某地開會，要走大半天。我還曾經在一個生產隊蹲點，住了整整一年。那個隊離縣城倒不遠，我和農民一起到城裡的公共廁所起大糞，挑回村裡作肥料，並不覺得難堪。縣裡多數幹部下鄉下油了，一般不參加勞動，我畢竟是學生，並且有強烈的改造意識，常和農民一同勞動。有一回，正是盛夏，在田裡割禾，渴極了，看見農民用手撥開水面的漂浮物，喝稻田裡的水，我也效仿，喝完定睛一看，水底有一條大螞蝗。在縣機關，因為我不肯惟命是從，我的上司總批評我驕傲。農民對我的評價恰好相反，他們都說我不擺大學生架子，待人最平等。我自己也喜歡和淳樸的農民在一起，比起和那些自以為是的小官打交道愜意多了。只有生產隊的開會是我始終習慣不了的，尤其在冬天，會議室窗戶緊閉，燃著溼柴，濃煙刺得睜不開眼，吵吵嚷嚷，往往開到半夜，不決而散。

經常在農村，我對農民的艱難也就有了切身的感知。他們的艱難，很大一部分是幹部的強迫命令造成的，突出地表現在兩件事情上。一是所謂科學種田，強制推廣雙季稻和相應的水稻矮稈品種。地委書記兼軍分割槽政委來到某大隊，下令把已經播下的七千斤高稈種子全部犁掉，大隊幹部要求放鴨子吃，不致完全浪費，這位地區最高長官耍威風道：“不行，就是要全部犁掉，讓你們得點教訓！”一股風吹下去，定了調子，層層貫徹：“有收無收都得給我種！”我到一個生產隊，隊長告訴我，去年種雙季稻20畝，顆粒無收，今年他想少種一些，但硬派下來的任務是80畝，一畝也不能少。另一是大剎副業，一律判為資本主義傾向。縣農辦主任帶隊進駐一個生產大隊，我也在其列，被派到一個生產隊。正值冬日農閒，有些生產隊搭窯燒石灰，燒出的石灰出售，這原是當地農民常用的增加收入的辦法，但主任宣佈是嚴重的資本主義傾向，下令制止。生產隊長對我說，不燒石灰，農民沒有錢，連年也過不成，問我怎麼辦。我便召集全隊農民開會，讓大家討論怎麼辦。當然，所有的人都和隊長看法相同。我說，既然如此，就照大家的意見辦。石灰燒成後，我才彙報，理所當然地被主任批判為右傾的典型。這位主任以貫徹政策堅決、對農民狠出名，曾親自帶民兵拔掉一些生產隊種的單季稻，越是這樣的人越受到重用，他後來升為副縣長了。

我在資源生活了八年半，收穫之一是對中國農村問題有了一點感性的瞭解。以前我容易把農村想象成遠離政治的桃花源，其實大謬，中國農民身受太多的束縛，而當時最大的束縛恰恰來自政治。這種政治以批判資本主義傾向的名義把農民樹為假想敵，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