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心靈自傳-歲月與性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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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我的產品為榮，後來又熱中於練習人物速寫。初中畢業時，我還動過報考美術學校的念頭。我也喜歡上音樂課，少年時我的嗓音十分嘹亮，同學們稱我為喇叭，於是我可笑地總想在眾人面前亮一亮歌喉。現在我知道，早年我並沒有受到真正的藝術教育，這倒不在於是否學到了繪畫或唱歌的技藝，而在於我的藝術感覺根本沒有被開啟。這個缺陷不可避免地體現在我的身心兩方面，使我的肢體和性格都偏於拘謹。同樣的缺陷延伸到了我的文字之中，我的文字也是拘謹的，缺乏色彩的豐富和節奏的自由。

由於體質孱弱，性格內向，我經常遭到別的男同學的歧視。當時，老師把班上同學按照家庭住址和性別編成校外小組，規定每週活動一次。我的那個小組共六個男生，其中四人都很頑皮，經常聯合起來欺負我。有一回，一個女生奉命前來教我們做紙花，他們故意鎖上門不讓她進來，而我終於看不下去了，去把門開啟。那個女生離去後，大家就群起而恥笑我，並且把我按倒在地上，逼我交代與那個女生是什麼關係。他們還常常鎖上門不讓我進屋，或者把我的東西藏起來，當我好不容易找到時，便擁上來搶奪甚至乘勢打人。對於我來說，校外小組的活動日是一連串惡夢，每次去那個作為活動地點的同學家裡，都如同走向刑場。受了欺負以後，我從不向人訴說。我壓根兒沒想到要向父母或者老師告狀。我噙著眼淚對自己說，我與這些男生是不一樣的人，將來必定比他們有出息，我要讓他們看到這一天。事實上我是憋著一股暗勁，那時候我把這稱做志氣，它成了激勵我發奮學習的主要動力。我是越來越用功了，晚上舍不得上床，常常讀著書就趴在桌上睡著了。與此同時，在不知不覺中，我的眼睛也越來越近視了，坐在第一排仍看不清黑板上的字。初三時，我配了近視鏡，一開始就是450度。剛戴上眼鏡的感覺是極為新奇的，我第一次發現，原來世界上的事物竟如此清晰，因而如此美麗。

在校外小組裡，還有一個比我更孤僻的男生，名叫林紹康。他是一個瘦小個兒，白臉，不停眨巴著眼睛，手背上有一顆醒目的瘊子。他比我超脫，很少到小組裡來，老師批評他，他也滿不在乎。在全班，他幾乎只同我一人來往。他的最大愛好是看報，每天在學校的報欄前站很久，然後向我發議論，話題不外兩個：核武器多麼可怕；癌症多麼可怕。那時候報上常發表赫魯曉夫的講話，其中涉及核恐怖的內容，他讀得特別仔細。世上有核武器和癌症，我都是從他那裡初次知道的。

我讀初中的三年中，社會上政治運動不斷。我對整風的印象是，有一陣子學校裡和街道上都貼出了大字報，但明確規定我們初中生不寫。我的父親也寫了大字報貼在院子裡，我驚奇地發現他還會畫漫畫，內容是批評瞿家虐待老人和苛待鄰居之類。大約因為我的親屬中沒有知識分子，無人受到衝擊，接下來的殘酷的反右運動卻幾乎沒有給我留下印象。然後是大躍進，大鍊鋼鐵，學校的操場上壘起了土製小高爐，我們學生被輪流派到那裡值班和拉風箱。最使我記憶猶新的是滅四害運動中的全民圍殲麻雀，因為其場面十分荒誕。在某幾個擇定的日子裡，全市居民都走到戶外，分佈在大街上、陽臺上和屋頂上，使勁敲打鑼鼓和一切能發聲的東西，朝著空中吶喊，使得麻雀們驚慌逃竄，無處落腳，終於筋疲力盡，紛紛墜地乃至斃命。全民圍殲麻雀當然不算政治運動，卻是歷次政治運動的絕妙象徵，正是透過製造全民的狂熱，運動的指揮者才成功地把那些要打擊的物件變成了無處可逃的遭難的麻雀。不過，作為一個孩子，當時我並無這樣的體悟，只覺得好玩。在學校的安排下，同學們組織了搜尋隊，把散落在大街小巷的受難者們串在繩子上，還喜衝衝地去向老師邀功呢。

到工廠勞動是一項固定的制度，每星期有一整天，去過不同的工廠，以上海標準皮尺廠歷時最長。我們的工作是裝配和搬運，一邊幹活，一邊聽男女工人調情或談論電影明星。乍開始我很吃驚，沒想到領導階級是這個樣子的。勞動雖然單調，但有盼頭，就是兩餐飯，當時正興吃飯不要錢，不管工人還是學生，都是八人一桌，菜餚比家裡豐盛得多。可是，總的來說，我不喜歡工廠，寧願到農村勞動，在天空下的泥土地上，身心都愉快。在另一家工廠勞動時，我還受過氣。我們幾個學生跟隨一個工人在同一個工作臺上裝配零件，一個同學與這個師傅說說笑笑，很少幹活，而我則是埋頭苦幹型的人。下班時，師傅在每人的勞動手冊上寫鑑定，給那個同學寫了個“優秀”，給我寫了個“良好”。經那個同學挑撥，師傅馬上把我的鑑定改為“較差”。我氣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