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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神學院，除了教授天主教義之外，也有一些自然科學，其中之人多是耶穌會派往中國的傳教士。
王彥隨著柏應理，在神學院內參觀一日，覺得十分新奇，他發現西夷重於對事物的規律和本質的探索，而中華則善於總結經驗，兩者之間存在很大差別。
不過王彥細想之下，其實中華也有類似的思想，《禮記·大學》中便有，“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後知至”之言，只是自明以來重八股，加之理學思想被歪曲，才丟掉了許多原來的東西。
神學院中，西夷在算學，航海方面的成績，以及柏應理描繪的西方諸夷於海上爭霸，四處開海吞地之事，讓王彥感到驚訝，而最讓他驚奇的則是西夷所繪製的一副萬國圖，此圖與萬曆年間，西儒利瑪竇所繪《坤輿萬國全圖》，有很大不同。
在《坤輿萬國全圖》中，大明居世界中央，而眼前這幅圖，大明卻在地圖一角，這令隨行的陳邦彥等人時分不快，但王彥卻不知怎麼的，卻看得入神了。
他心中沒有陳邦彥等人的憤怒，反而生起一股強大的危機之感，於是他提出想將眼前的萬國圖，帶回廣州，柏應理自然沒有不答應的道理。
一日看下來，王彥不得不承認，經過神學院培養出來的傳教士，每一個都是難得的人才，幾乎個個都涉獵鑄炮、航海、算學、水利等方面的知識。
相比之下，大明的書院，卻只教授四書五經，對於雜學都很少涉獵，而教匯出來計程車子，也多是隻能寫文章，卻既不懂農政、水利，也不懂管理地方的偏才。
在朝廷運作之中，這些考上進士，得以做官計程車人，往往要在地方上摸爬滾打很長一段時間，才能學會如何治理國家。
對於國家大事，如治河，興修水利，築城，工部的官員也要進過摸索，才能勝任，其中對時間與資源的浪費可想而知。
王彥看見神學院中，除了教授神學的課程之外，其他七成都是雜學，心裡有些驚訝，但又不得不承認，如果大明的各級書院中，也開設諸如算術，農政，水利，鑄炮等等雜學，那培養出來計程車人，必然比只會文章詩詞計程車人，要強上太多。
其實中華在很久以前，也並非只重詩書經注，早在春秋戰國，百家爭鳴之時，孔聖人因材施教，弟子百人，士農工商，來自社會各個階層，但如今卻唯重士人，而古時六藝，今時也唯重書而已。
王彥在看完神學院之後，心中不禁一陣感嘆，他驚歎西夷成就之時，也發現中華原本也有這些思想，只是後來逐步被捨棄了。
自國變以來，王彥心中一直都在思考，堂堂華夏，為何卻被撮爾小族擊敗？
在面對兩都淪喪，朝廷屢戰屢敗的情況之時，任何大明計程車人都會反思，都會問一個問題，這是為什麼？大明不是天·朝上國嗎？為什麼如今敗得這麼慘？
王彥曾想過，這是因為百姓不知華夏，可漢唐之時，百姓也同樣如此，卻為何能威震夷狄？
想來問題就只能出現在朝廷和士大夫階層上了。
因為我們丟掉了許多好的思想和精神，所以變成現在的模樣。
柏應理說，西方經歷了長達數百年，黑暗無比的中世紀後，十字軍從阿拉伯世界，帶回來大量古希臘、古羅馬的典籍，使西方發生文藝復興。
他們從那些已經消失的文明中，尋找到柏拉圖、蘇格拉底、亞里士多德等先賢的光輝思想，使中世紀的西方走向光明。
王彥在面對堂堂大明，漢民萬萬卻打不過區區二十萬滿夷的屈辱現實時，不得不使他開始思變，不得不使他想到，重拾漢唐的尚武，重拾宋時的開闊，博大。
王彥想從重拾中華曾經的精神，從“民貴君輕”中減民疾苦，收拾人心，從“選賢任能”中提拔人才，從“犯強漢者，雖遠必誅”中，重拾尚武，不覺間，“變法”二字，浮現在王彥心頭。
王彥想要改革稅制，開財源，收商稅，減農稅。想要改革書院，加入雜學，想要提身武將地位，做到文武並舉，但事情卻不會那麼簡單，那麼容易實現。
自古改革必有新舊之爭，激進保守之爭，王彥真要改變，每一樣都會遭受傳統勢力的反擊，不說別的，就說讓書院教授雜學，他便會被士林罵死。
這時，王彥心中雖有想法，但肯定不可能立馬實施，但他卻決定慢慢的做些改變。
離開神學院時，王彥許諾，允許耶穌會在廣東傳教，但希望柏應理能為他推薦一批人才，他需要再廣州，將鑄炮坊從新建立起來，而且他準備將軍中的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