馮侖和他的快意人生:風馬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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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形成全社會對企業家群體的壓力，出現了劫富濟貧的現象，出現了“慈善榜”、“納稅榜”等各種各樣的榜，總體來說就是指責企業家和社會先富起來的人捐贈太少。但是捐多少是多呢？沒有邊界，總之是不斷地要。

最極端的故事出現在南京。南京某企業領導是個很有愛心的人，每年都捐很多錢來資助貧困兒童。有一天他卻突然接到電話說有20多人堵住家門找他老母親要錢，其中還有幾個是他發小，要錢人的理由是：“你兒子既然在外邊捐，這麼有錢，為什麼不捐給我？”結果把老太太折騰得心臟病發作。做好事本是自願的事，卻被社會公眾理解為理所當然，甚至用這種粗暴的方式形成一起社會治安事件，很值得人們深省，在全國，類似這樣索捐的事情還有很多。

我個人比較接受和贊成西方目前比較通用的企業公民概念，也就是第三種觀點，即企業公民要承擔確定範圍內的社會義務、公民責任，這個範圍就是到直接的利益相關者。比如非洲難民不屬於直接的利益相關者，你可以關心，但不關心也不為錯，然而如果對直接利益相關者不負責任就一定是錯。比如說食品企業，食品賣到非洲，那裡的消費者就是你的直接利益相關者，你就要負責任；員工也是企業直接的利益相關者，現在很多跨國公司特別強調有道德地採購，比如沃爾瑪在採購的過程中就堅決不採購由童工或監獄犯人生產的產品，有尊嚴的勞動過程才是一個合乎道德的生產過程，這實際牽扯的是一個勞動保護的問題；所在社群是我們的利益相關者，社群利益、社群生活、自然環境、生態環境，都是我們要關注的；同時，產品給消費者帶來的精神、倫理、健康方面的利益也屬於直接利益相關部分，比如萬通做的房子除了質量保證滿足消費者利益以外，我們還關注業主住得是不是健康，有沒有其他生活配套的需求，建立一個長期共同發展的關係越來越重要，企業公民的責任和義務也體現在此；再廣義而言，企業公民還要大力配合政府的重點舉措與社會法制環境，比如奧運會企業公民應該怎麼支援等等。

歸根到底，企業公民的責任範圍強調的關鍵詞第一是“直接”，第二是“利益相關者”。如果企業公民的責任範圍定位在非直接利益相關者，那麼企業公民的邊界就無限大，大到企業自身無所適從。所以我主張企業公民的邊界既不是窄到企業內部，也不是寬到無限，而是界定得很清楚的直接利益相關者。按照這個範圍企業有計劃、有步驟地去履行企業公民的責任，這樣才能保證公益事業正常、積極、持續、有效地不斷推進併發揚光大。

董事長必須要做的三件事

就日常工作來說，我的工作大概管三件事：第一，看別人看不到的地方；第二，算別人算不清的賬；第三，管別人不管的事。我認為董事長就要做好這三件事。

看別人看不到的地方是什麼地方呢？是未來，是生活經驗以外的地方，是中國以外的地方。我負責的工作就是看那些看不見的，看人以外的事，看未來的事，看生活經驗以外的事。

算不清的賬是一種生活態度和價值判斷。這種賬非常難算。比如我們所有的賬分成兩種，一本書值多少錢，這屬於算不清的賬，在公司來說算得清的賬我幾乎都不參與，因為他們都比我算得好。我要算什麼呢？我要算一本書放在架子上多少錢，放在桌子上多少錢，放在男人的頭頂多少錢。一本書放在什麼地方，價值會大大不一樣。比如放在一個古墓裡再埋一萬年，它就成文物了。你可以把5元的書用膠水弄得非常硬，防身用。你還可以把它送進監獄給適合的囚犯讀20年。

最後是管別人不管的事，我們總經理做的是按照季度，每年把報表做好看了，還不能造假，而且要對客戶投訴認真反饋。我做什麼呢？我做宣傳，做溝通，幫助公司能夠跟未來、跟周邊有一個很好的文化溝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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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長的決策質量與責任意識（1）

布隆伯格曾是一個很成功的彭博資訊的CEO，現在是紐約的市長，我不經意之間看到他講的一句話：第一，作出超乎尋常的正確決策；第二，準備承擔責任。我覺得這很好地反映了企業家的責任，也特別準確地反映了董事會的職責。

為什麼股東需要我們董事會？為什麼股東推舉我們來管理公司？就是希望我們能作出比別人更好的決策，而更好的決策不僅是要超乎所有的股東個體的水平，也應該是超出同行業的更具有前瞻性的好決策。那麼與此同時，你也要承擔責任，因為大家賦予你決策的能力，給你權力和機會，那你也應該準備去承擔由此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