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布荒原的興衰輪替:最後的羅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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擠進快要乾透的河床。阿不旦河兩岸的胡楊、紅柳恢復了蓬勃生機，大片草灘又綠意盎然。剛遷居米蘭的羅布人一直心存返回故地的念頭。阿不旦河迴歸了，羅布人的故土之戀也隨之復活了。熱合曼和十幾個鄉親，率先重返阿不旦。但這次河水重來只是“迴光返照”，中斷的生活已經接續不起來了。他們盼望奇蹟再次出現，固執地守在日見荒廢的阿不旦，不肯離去。直到阿不旦河又突然不辭而別，漁村阿不旦再次成為無人認領的“棄嬰”，這一帶徹底淪作荒漠，才最終放棄了這個在羅布荒原存在著羅布人的象徵。

熱合曼又說，在這以後，大約是50年代後期的某一年，有一點點水又流進已經起沙的阿不旦河的河床。已經是米蘭鄉居民的羅布人奔走相告，人們絡繹到河邊探視，紛紛做著再回阿不旦村的準備。可這次更令人失望，重歸的河水甚至連阿不旦村也沒有流到，連河底也沒有浸溼，就完全斷流。

這次，我和庫萬、熱合曼談得最多的是在阿不旦時期羅布人的生活。

對於童年，他們印象頗深的是隻要一下水就絆腿的、吃不完的魚。婦女們帶著孩子，把瞪著眼睛的半人長的大魚埋在沙子裡脫水，再將脫過水的魚乾懸掛在迎風的薩特瑪。他們用紅柳木叉烤魚，用微鹹的湖水清蒸魚，菖蒲的蒲黃拌上魚油是孩子們最喜歡吃的一道特色菜。魚皮能夠製作種類繁多的日用品……魚骨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替代紅柳製成縫衣針。連伯克定期到庫爾勒去拜見清廷派駐的辦事大臣，奉獻給清廷的貢品野物，也得帶上足夠的魚乾作為乾糧。作為羅布人，貢品當然是象徵性的：天鵝的羽毛，水獺皮張，諸如此類而已。羅布人中相傳，吃五穀雜糧會大吐不止，而且有違祖輩相沿的習俗。所以這種主食品種的改變，想必是一個痛苦的、一再反覆的過程。

如果羅布泊還有水，如果羅布人還能打到魚，他們會主動依賴於農耕嗎？這簡直是難以想象的！

水少了，魚也日見稀疏。為維持生計，20世紀最初一二十年間阿不旦最後的村民卻不得不向附近的鄰人學習謀生技藝。他們從米蘭、英蘇、阿拉乾的維吾爾人村落買回牛羊，也想試試家養。但放了一段時間，這些家畜就成了“野生動物”，還得靠一場緊張的狩獵，才能吃上牛羊肉，喝上牛羊奶。而據有的探險家記述，在羅布人的村落曾見到過老野豬就在居民的房前屋後覓食，這讓外來人不禁要產生錯覺，以為羅布荒原的野豬有一定的比例實際上就是逃歸自然的家養的豬後裔。羅布人的生活所需都是取自身邊，針是紅柳針，斧頭是石斧，衣服是水鳥羽絨或羅布麻織就。房屋是蘆葦和土坯壘起……而外人難以進入的羅布荒原，就是他們的避秦桃源！　txt小說上傳分享

五　沒帶地圖的遠行人（5）

我所接觸過的羅布老人都曾告訴我，羅布人本是相戒不與附近的其他居民來往的，因為他們世世代代自相婚娶，並認定與外人接觸會帶來天花。他們無法抗拒的，是外來的傳染病。

雖然時過百年，但是聽羅布老人談起清代的一次瘟疫，還讓人毛骨悚然。如果哪個村落有人患病，大家就齊聚路口，把村落封閉起來，哪怕是飛禽走獸也是隻進無出，外逃就亂棍打死。

據俄國探險家普爾熱瓦爾斯基《從伊犁經天山到羅布泊》一書記述，在他1876年抵達羅布荒原的20年之前，羅布人當中曾流行過一場滅絕性的傳染病——天花。這樣說來，可以推知羅布人的這場劫難應該發生在清咸豐六年（1856）前後。

看來，天花是羅布人進入近代社會的一大代價。在我第一次環遊塔里木時，一位50年代初曾在米蘭等地搞過土改的老人告訴我，當年羅布人村落裡沒有得過天花的人簡直寥若晨星。而據清朝的文獻記載，在羅布荒原的瘟疫之後，當地政府清點過戶口，給每個倖存者發放一匹紅布為賀。

我問庫萬老人，是否記得這回事。

他略帶苦澀地說：“按班派的人不敢和我們直接接觸，怕傳染，只是悄悄靠近村子，守候在村頭的胡楊林裡。等到天亮，見到哪個薩特瑪升起炊煙，就在門上掛一條紅布。事後數數掛了多少條紅布，就是還剩有多少戶羅布人躲過了劫難！”

一匹紅布？一條紅布？

我相信庫萬的回憶是正確的。

樓蘭王國立國的七八百年間，在東西方文明的交會、碰撞中，樓蘭民族經歷了發展、衰微、跌宕、迷茫，絕境求生……種種令人困擾但揮之不去的過程，並以極強的生存能力和適應性，確立了在歷史上的地位。

樓蘭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