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德口述:十年風雨紀事 :我在北京工作的一些經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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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中南海里頭。中南海北院紫光閣後邊的武成殿房，康熙題寫的一塊“下馬必亡”的碑石都被紅衛兵抬走了，後來四處找尋才找回來。紅衛兵還把中南海院子裡的一些石獅子抄走了。堂堂的國務院也在劫難逃。 首都一帶頭，“破四舊”運動便發展到全國，演變成了一場轟轟烈烈的“打、砸、搶”，塗炭生靈，塗炭神州。 １９６６年“破四舊”後，一天，毛主席找我去彙報“破四舊”的情況。當時，*等人也在場。我在彙報前的想法是想向毛主席反映一些真實的情況，剎一剎這股風。我彙報說市委沒有力量控制局面，解決不了“破四舊”產生的混亂局面。 我的期望落空。雄才大略的毛主席，以他超乎常人的思維方式緩緩說：北京幾個朝代的遺老沒人動過，這次“破四舊”動了，這樣也好。*也說：這是個偉大的運動，只要掌握一條，不要打死人。 然而，毛主席哪裡知道，運動的發展由不得願望，豈止是動動而已，動刀動槍了。 北京市是在１９６７年春開始武鬥的，那時武鬥死亡最多的一天，根據火葬場的統計是七十多人。李雪峰可能到天津去了。面對這種情況，我很緊張，寢食不安。我去找公安部部長謝富治。我談情況時，謝富治也顯得很緊張，神色驚疑。我們認為要制止這種情況。謝富治說：由公安系統、市委分別發出通知，要求不準打死人。 我從謝富治處回來，就開始起草市委通知。公安系統的通知由謝富治打電話，讓市公安局來擬。 我們市委的稿子還沒有發出去，當天夜裡二點鐘，謝富治打電話找我去。我去後他對我說：公安系統擬的稿子送給毛主席了，毛主席批評了。大意說：你們還是想壓制群眾，*剛開始發動，你們不能像消防隊救火一樣。 這樣，混亂的局面就無人敢加以制止了。 然而，不斷傳來打死人的訊息使我發愁。１０月份，我又找到周總理和中央*小組，我還找過陳伯達一次，提出是不是可以發一個通告，制止打死人等無法無天的行為。中央*小組不同意，還是說，這樣會約束群眾的革命活動，影響發動群眾。 一直到１１月１８日，我們當時都搬到京西賓館辦公了，中央*小組才同意市委釋出《重要通告》。《重要通告》說：“任何廠礦、學校、機關或其他單位，都不許私設拘留所、私設公堂、私自抓人拷打。這樣做是違反國家法律和黨的紀律的。如果有人在幕前或者幕後指揮這樣做，必須受到國法和黨紀的嚴厲處分。從今天起，如有再犯以上罪行的，要立即處理。” 這個通告的措辭是嚴厲的，但實際沒有管用。江青在以後又大講“文攻武衛”，她接見河南造反派還是安徽造反派時就宣傳“文攻武衛”。這樣，武鬥從“文攻武衛”的口號中找到了護身符，兩派都說自己是“左派”自衛，對方是挑起武鬥的罪魁禍首，武鬥問題非但不能制止，而且愈打愈激烈。 １９６７年至１９６８年期間，全國武鬥很厲害，不少地方具有相當規模，動用較大殺傷武器。相比之下，北京成了不算最嚴重的，但我估計，在武鬥中死亡的人數大概不下千人。 這是“破四舊”，先是釋出通告發不出去，等通告發出去了，又來了一個“文攻武衛”。當時，水龍頭總趕不及點火的。 再說一說“大串聯”的情況，我一個片斷一個片斷地說。我調到北京來後，１９６６年７月下旬就犯了“資反路線”的錯誤，開始檢討。市委就不靈了，以後就癱瘓了，可是，我還要工作。毛主席接連八次檢閱紅衛兵，大概接見了１３００萬到北京的紅衛兵。全國大串聯，坐火車不要錢，到處可以吃飯。當時都叫紅衛兵，手臂上套一塊紅布就行，這給組織接見工作帶來很大困難。 第一次是在天安門舉行的。毛主席原想坐在汽車上繞天安門廣場一圈。但毛主席的車一出來，爭著和毛主席握手的人就把汽車包圍了，進不得，退不得。謝富治、汪東興都在毛主席的車上，他們都急了。我在後邊的另一輛車上，一看要出事，趕緊下車向前擠，但根本擠不過去，我被擠得前心貼後背，喘不過氣。。　最好的txt下載網

《吳德口述》　當政府失去權威的時候（3）

後來是組織了部隊手拉手把群眾分開，才把毛主席１９６６年，毛澤東被歡呼雀躍的受閱紅衛兵圍在中間硬接出來。我也擠不出去了，虧得一批中學生開出一條道，方走出重圍。 我出來後，看見毛主席和劉少奇都在上天安門的電梯口處坐著，我上氣不接下氣地向他們說，應該檢討，我組織得不好。 接受這次教訓，以後的檢閱改為紅衛兵坐大卡車經天安門受毛主席檢閱。結果也不行，很多人坐不上車。又改為像*似的，從天安門前走過，但秩序也很亂。很多人一走到天安門就停住不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