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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給事中雖然只相當於北周時的三命小官，卻常侍從皇帝左右，還搞些收發工作，但卻可以在皇帝面前發一些小言，因為此官同時負有監察之責。
官不大，卻靠近領導，所以天天有進步，後來升任職掌言議，加銀章紫綬的六命大夫，成為以左為重的左侍之上士。
而到了贇哥做皇帝時，官為內史上大夫，官階為正六命，負責典章法令編修撰擬、記載、翻譯、繕寫等工作，但該內史上大夫卻同時位尊為“沛國公”，雖非百官之首的“三公”（太師、太傅、太保），卻是尊貴與三公相等的爵爺。
除了上述這些外，還有第三層原因是：這位鄭公爵，性輕險，即其有雙重性格，即輕狂，又奸險，與劉房開志趣相投。
不要小看這方面的因素，這往往是二人共謀的必要基礎。
再看後面的幾位——
御史大夫柳裘。
這人為官的原則，是東邊不亮西邊亮。
柳大夫曾做過齊國和梁國的舊臣，卻在後來認清形勢，棄暗投明，在本朝任職東宮，接近太子，所以，贇哥成為周宣帝時，享受儀同三司的部長待遇，後又進爵為公，可見此人在為官之道方面的本事。
這夥人中，來歷不明者，是這內史大夫韋鸊。
韋鸊，京兆人氏，也就是首都長安即現在西安市郊區人。
因為參加此次股東會，定下了後來搞房開的大政方針有功，被新房東，加官上柱國，相當於軍隊的掛名元帥。
這官雖為虛職，卻可以不幹事而領取國家幹部最高階別的工資，說明功勞確實大。
此人後又封普安郡公，而普安郡，大體位於現在的四川劍閣、梓潼等地，成為一方諸候。
不過，值得奇怪的是，史書上除了以上情況，別無其它，雖然知道此人曾經住在首都郊區，卻顯然是有些來歷不明。
然而從後來對他的封賞來看，其當時所起作用應該很大，不是配菜。
他到是很象是從始至終，就是為這次股東會，有備而來的，讓人想起臥底之類的，看來是自古就有的。
除此以外，還有御正大夫皇甫績。
要說這皇甫績，該股東從小就熟讀經史書籍，以博學聞名天下，還救過太子一命，是威震四方的北周名將韋孝寬的外孫，可謂是壓秤的一大坨。
由此可見，這五位中，有來歷不明者，如韋鸊；
有因為份量足，而被請來壓秤的，如皇甫績；
再有就是一肚子陰謀的高手鄭譯和柳裘。
不過，他們能走到一起，都是因為對自己有一個共同的自我評價：叫做“俊傑”，這是一個關於“識時務者”們的專屬名詞。
而所謂時務，也就是眼下的當務之急。
而這當務之急，實際上就是要解決兩個人的事。
解決不是要“解決”掉的意思，而是說把這兩個人的事辦好了，一切都會好的，並且由此開始，可以步入前途光明的大道。
這第一個人，是皇帝，周靜帝宇文衍，後改名宇文闡（公元573年—581年）。
就在這五位股東開會的時候，此時靜皇帝現正在宮廷中那層層大門後的最後一道門，叫露門的後面，中央官辦學校（入學者都是**）的校舍中，已熬了好幾天夜，而且應該是眼睛紅腫，時不時要以淚洗面。
也許各位沒有注意到，先前所說的那位大限將臨的宣皇帝，與這裡所說的靜皇帝，同時出現在北周人民的頭頂上，是不是搞錯了？
有道是天無二日，地上也不會有兩個皇帝（當然，如果出了這個國家的大門，就會進入另一個皇帝的皇土，當時天下有好幾個皇帝。）
但是，這是事實，只不過那位宣皇帝，為了以示區別，在皇帝稱號前加了兩個字，自封天元皇帝，且一反傳統，不再自稱為“朕”，而是自稱為“天”，也就是取天為老大的意思。
當然，這個稱謂要是真說起話來，是有些彆扭的。比如說“我要告訴你們－－－－－”，變成了“天要告訴你們－－－－－”這樣的話，確實不象是人話。
不過，象這樣的搞法，也的確可稱得上是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的發明創造。
宣皇帝這樣做，也不是一點好處都沒有，至少在現在，讓五位股東所擔心的大事，並不象歷朝歷代那樣，每逢此時，便會進入國家的緊急狀態。
因為通常在此時，讓這幫大臣們最忙活的事，即有關新皇帝的人選和即位，早已在此之前經辦過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