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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定代理人的順序是：
1、病人的配偶（除非合法分居）。
2、病人的成年子女（如果有一個或者幾個成年子女，病人的醫生和醫院方面將盡可能地找到他們的大多數）。
3、病人的父母親。
4、病人的家庭同居者（假如病人沒有結婚）。
5、病人的兄弟姐妹。
6、病人的成年好朋友，並且他（她）熟悉病人的健康護理觀點。
如果醫生或者院方不能設定任何一個自願為你做決定的人，病人的醫生會在院方一個倫理委員的討論決議之後，做出健康治療決定。如果這條也不可能，病人的醫生需要和另外一個醫生進行討論，然後做出決定。
為了使得病人事先對有關生存意願的法律規定有詳細的瞭解，醫院因此提供相應的書面資料，並要求病人與家人、醫生以及牧師認真研究討論，因為病人一旦入院，自己意識清醒並有能力做出判斷當然可以自己做決定，但是萬一出現緊急狀況，病人失去意識，自己已經無法對個人的健康護理做出決定，這個時候就需要由病人事先指定的醫療代理人來決定了。在這種情況下，事先經過深思熟慮，和家人進行討論，與醫生溝通，瞭解相關的醫療危險和治療方法，做出合情合理的選擇，便是一個對生命理性的認知過程。
就這樣，根據醫院的要求，我生平第一次簽署了一份生命願望檔案，也就是所謂的遺囑。
記得簽署檔案的時候，我們請一個鄰居朋友做公證人，我在檔案上籤好我的名字，日期，我先生也鄭重其事地簽署他的名字和日期，然後我們的鄰居也如法泡製。當我把檔案交到我先生手上，請他郵寄給 醫院的時候，我半認真地對他說：我把自己和寶寶的生命都託付給你了。我看到我先生的神色一下子變得凝重起來。
一個人把自己的生命託付給另外一個人，這意味著什麼？有多大的意義？飽含多少信任？平時我們很少有人會思考此類問題，但是當我們面臨生死抉擇的時候，我們就不得不把自己放在這個激情交叉點上，讓自己的靈魂和肉體經歷一次煎熬和考驗。
在這個時刻，託付的人會思考，自己信任和依靠的物件是否值得信任和依靠，或者這個人是否有能力承擔得起這份重任？而被託付的人則要惦量一下肩上的重擔，活動一下腰背，體會一下自己是否可以承擔，如何承擔得起？面對另外一個人交付給自己的寶貴生命，摸著良心，品味著道德，權衡著心中的天平，那滋味是值得一番回味的。
我是一個活得非常仔細的人，又因為曾經做過法制節目的製片人，因此，我對涉及生死的法律問題格外關注，我希望在神智清醒的情況下，為自己的健康狀況做出安排和決定，並按照相關要求指定健康護理監護人，事實證明，所有的準備都是必要的。
生大女兒的經歷已經過了很多年，但當時的情形依然歷歷在目，所有的細節都還記得很清楚。如今閃回，如同電影畫面，一個一個鏡頭穿起來，一幕幕人間故事就又呈現出來。
記得當時在醫院產科接待處登記完畢，就有護工用輪椅給推進待產室。按照護士的吩咐更換好病員服，護士進來一檢查，啊！宮口都開五公分了，看樣子你的寶寶等不及了，趕緊叫醫生來。
我的產科醫生夏洛克那天正好在醫院當班，一溜小跑過來，給我做了檢查，便吩咐把我轉送大產房。
大產房是給有特殊情況的產婦預備的，我因為是高齡初產，醫生擔心我會難產，所以把我送大產房，那裡有專門供剖腹產手術以及緊急搶救用的各種裝置和器械，當我被推進去的時候，第一眼就看到有兩大車手術器械閃亮地擺放整齊，嚴陣以待。
看樣子，我的醫生是做好我難產的思想準備的，準備給我來個caesarean（剖腹產）手術的，不然為什麼顯得如此慎重，盡顯團結緊張嚴肅，卻一點也不敢活潑。美國醫生的處世原則就是這樣，對有可能出現緊急狀況的病人，做最壞的打算，做最好的準備。
我的一個韓國女朋友曾經在懷孕六個月的時候，經歷了一場驚心動魄的搶救過程。
這個韓國女孩婚前體質就不太好，就是一個韓國版林黛玉，懷孕以後本來孱弱的身體大概無法承受兩個人的負擔，經常生病，當胎兒六個月的時候，竟然發展到要入院搶救的程度。
本來她入住的是住所附近一家城區醫院，因情況突變，醫院決定把她轉送到條件更好的綜合醫院進行手術，從地區醫院到城市綜合醫院，如果用救護車送也就十五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