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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絕不是什麼‘大民主’的產物，而是紅衛兵的狂熱表現。”——這裡提出的“文化大革命”與“民主”的關係問題，顯然有現實的針對性：1980年代初確實有人為維護其既得利益，借否定“文革”來否定民主；但它的意義也許是更長遠的，因為在另一種社會背景下（例如新世紀以來的中國）又有人會將“文化大革命”中的“大民主”理想化，從而有意無意地遮蔽了這裡所說的“文革”的本質。
作者還提醒我們注意一個“常常被忽視”的事實：“‘文革’是一場被錯誤路線引入歧途的群眾運動，但是，其中不乏閃光的思想火花。無論在‘文革’初期、中期和末期，都曾湧現出一批主張在真正的馬克思學說指引下，進行社會體制改革的戰士，他們是今天思想解放運動的先驅。他們之中的許多人早已慘遭殺害，許多人至今下落不明，但公正的歷史將不會把他們遺忘。”——這一代人是不會遺忘的：一位競選人就明確地將“遇羅克”視為自己“最敬佩的”人。但無論在當時，以及以後，總有一種力量試圖借對“文化大革命”的全盤否定，來掩蓋、抹殺這些先驅者。在這個意義上，我們可以把1980年的競選者在競選運動中發出的聲音，看作是“拒絕遺忘”的最初呼聲，其意義是不可低估的。
另一位競選人則提出了對“文化大革命”的另一種同樣帶有批判性的分析，認為這是一場“失敗了的革命”。他的這一觀點在當時產生了很大影響，引發了激烈的爭論；而在以後也不斷有人對“文革”作出類似的分析和評價：這本身就是一很有意思的思想文化現象。
他的觀點有幾個要點。首先他認定，中國需要一場“社會主義民主革命”。他指出，“四九年革命解決了所有制的改革任務，建立了公有制的形式（僅僅是形式），這是一場社會主義所有制的革命。但社會主義革命並沒有完，為了保證公有制形式實質的統一，就必須建立一套使實際掌握生產資料的國家或當權者真正代表人民的制度，這就是民主制”，因此，在所有制的社會主義革命之後，還應該有“社會主義民主革命”。在作者看來，“文化大革命”的“性質應該是社會主義民主革命”，“革命的動力無疑是工人、農民和其他勞動群眾，革命的物件是官僚主義者階級（層）”。正是基於這樣的認識和期待，在被問及“毛主席發動‘文化大革命’的動機是什麼”時，他作了這樣的回答：“毛主席確實在想什麼，只有他自己知道，我們考察歷史人物只能透過他的言行。1965年毛主席就提出‘官僚主義者階層’的概念。他從蘇聯的鏡子中也看到了官僚主義的危險”，“當然我們不能排除毛主席有個人動機的可能，但不認為這是主要的”。
但論者所想要強調的是，由於毛澤東“用一種落後的思想去指導革命，所以革命失敗了”。在所寫的《怎樣評價毛澤東》一文中又進一步指出，毛澤東看到正在形成官僚階級，“但是他僅僅是說出了一個表面現象，並沒有看到導致這個階級產生的是中國的經濟結構和經濟體制，而只是把它解釋成為一夥變了質的壞人，在這種思想指導下，‘四清’、‘文化大革命’成了整人運動”。這樣的“不觸及社會結構、經濟基礎”的“整人運動”，大概就是論者所說的“落後思想指導”下的“革命”。論者也這樣指出，毛澤東企圖“用清洗基層幹部的方法來解決問題”，“‘四清’運動自上而下地清洗幹部，‘文化大革命’自下而上地清洗幹部，結果這兩種辦法都失敗了”。
如前所說，在競選人和他的支持者看來，中國必須有一場以“官僚主義者階級”為物件的“社會主義民主革命”；而“文化大革命”本應該成為這樣的革命，卻因為毛澤東不肯觸動官僚體制，變成了一個整人運動而失敗；這就意味著“官僚主義者階級”和“工人、農民和其他勞動群眾”之間的矛盾不但依然存在，而且有變本加厲的危險。由此得出的邏輯結論是：“如果官僚體制不徹底改革的話，我們的兒子、孫子也許還會重新舉起‘文化大革命’的旗幟。當他們受官僚主義氣時，就會想起‘文化大革命’中當權派在群眾面前俯首帖耳的情景，那時他們就會忘記‘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一切惡果。”
不能遺忘的思想遺產（6）
這表明，那一代人對“文化大革命”的“惡果”是看得很清楚，而且是心懷警戒的。而且他們在“革命”與“改革”（改良）問題上也有清醒的認識。在回答“我國應該進行改革還是革命？我們現在進行的是改革還是革命？”的提問時，回答是明確的：“我們不但要考慮‘應不應該’，而且要考慮‘可不可能’。我國目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