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北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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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由此展開了極有聲勢與活力的競選活動：除張貼宣言、大字報外，還組織選民見面會，答辯會，舉行民意測驗，出版《競選短波》等中立刊物。12月11日正式選舉，投票率達91�25％，僅一人當選為海淀區人民代表。12月18日進行補選，候選人均未過半數。選舉運動遂告結束。

實際上在北大開展競選運動之前，北京大學一分校就已經開始了競選活動，一位歷史系學生早在10月16日就在校園裡貼出了《競選宣言》。到11月初，和北大同時，中國人民大學、北京師範大學、清華大學、北京師範學院、中央民族學院、北京鋼鐵學院、北京航空學院等高校也都掀起了競選運動的熱潮。而在此之前，在五屆人大二次會議決定修改選舉法，將縣級人民代表改為###以後，從1980年2月起，選舉在一些地方進行試點，就陸續有民間的競選活動；而在復旦大學、上海師範學院、湖南師範學院、貴州大學、山東師範學院等全國各地的高校，也都先後出現了競選活動。北大的競選運動正是把這樣的潮流推向了高潮。

不能遺忘的思想遺產（2）

值得注意的是，在北大的一次“民意測驗”中，有52�5％的選民認為這次選舉是“實行社會民主化的最初步驟之一”。而最早站出來發動和參加競選運動的一位競選人，在他寫的《對競選運動的總結》裡，則明確指出，這一次的競選，“是人民群眾打破原來舊的選舉形式而力圖創造一種新形式的一次嘗試”。他這樣看待競選的意義：“競選可以造成一個群眾性的運動，使群眾在實踐中學會如何運用自己的民主權利。而且他們將在不受任何操縱的情況下，學會如何辨別是非，區分真假。他們將用自己的頭腦進行獨立的分析、思考、判斷，並且用自己手中的票進行裁決”，“民主制度的條文章程可以在短期內製定（如選舉法、刑法、婚姻法等），但民主習慣、民主風氣的形成卻是一個漫長的過程，而每一次民主競選活動，都是培養大家民主習慣、民主意識的極好的方式和機會”。——這裡，著眼點在對“群眾”（當時還不太習慣用“公民”的概念），特別是年輕一代民主意識、民主習慣、民主風氣的培育，是長期的民主基本建設工作。但在1980年發動這樣的民主競選運動顯然有更現實的意義。作者並不迴避這一點，他明確地提出競選的“宗旨”：“我們幾乎所有的競選者都是一致的，這就是促進我國的民主改革，反映人民群眾的意願。”他同時提出，“這次競選在青年知識分子中是對改革的一場大動員、大討論。它不但是對改革的一次巨大的支援，而且它本身就是一次重大的改革”。

“我們處在一個很不平常的地方”

值得注意的是，當選代表其《競選宣言》裡，有這樣的明白宣示——

我們都是平平常常的人，但是，我們卻處在一個很不平常的地方。

六十年前的一聲吶喊，給北大留下了不朽的光榮。同時，也向我們每一個後來人提出了永恆的責問。

古代最偉大的民主主義政治家，雅典的伯里克利說過一句話：“我可斷言，我們的城市是全希臘的學校。”今天，我們為什麼不能使北大在民主改革的新長征中再一次成為全國的先鋒。

也就是說，這一代人是以五四精神的傳人自期自許的。對他們來說，這更是一種責任，一個歷史的承擔：他們甚至感到了這樣的承擔的沉重。而當這位當選人提出“創辦一種研究生、大學生的獨立的綜合性刊物，推進民主、繁榮學術，八十年代的北京大學，必須有她第二個《新青年》！”時，他就事實上在呼籲重新發動一場五四新文化運動。

我們還注意到如下宣言：我們要“以毫不含糊的語言向世人昭示：中國的青年一代希望的是什麼，追求的是什麼，反對的是什麼，贊成的是什麼，從而也預示著明天的中國將會是什麼。你可以對它反感，卻無力將其抹煞。即令一個頭腦最僵化的人，只要他還有現實感，也必將在這個明白無誤的資訊面前，重新調整自己”。

這其實也是歷史的回聲。1957年稱為“燕園狂人”的譚天榮就發出過他們那一代青年的宣言：“我們要走自己的路。我們要回答：這一切都是為了什麼？我們要回答：生活走向哪裡，歷史走向何方？”“我們要思考，除了我們自己誰又能禁止我們思考？我們要想，不讓想嗎？偏要想！”我們要走“自己開闢的道路，誰要攔阻就會一毫不差的毀滅”。譚天榮：《第二株毒草》，收入《原上草：記憶中的反右派運動》，頁32、33、34。

毫無疑問，198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