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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爾薩斯先生的人口論，和新馬爾薩斯學派的節育論，均是對全世界而發，不是專對中國而發。從前日本人佔領東北，成立了滿洲帝國，曾發明了一種學問，說日本人的體質最適宜吃稻米，滿洲帝國臣民的體質，則最適宜吃高粱米──沒有吃過高粱米的朋友有福矣，高粱米澀而散，難以下嚥。但日本人既有如此科學發明，有啥辦法哉。後來抗戰勝利，滿洲帝國臣民根據科學研究，也發明了一種學問，那就是滿洲帝國臣民乃天生吃稻米的，而日本人的肚子卻最適宜消化高粱米，於是俘虜營裡的金枝玉葉，一天三餐都吃高粱米，有時候還配一點樹葉之類的菜餚，真是天網恢恢，疏而不漏。
這種科學是假科學，不但是侵略的，侮辱的，而且也是他媽的。馬爾薩斯先生和新馬爾薩斯學派的人口論固非是專為中國而設，認為中國必須減少人口，洋大人卻可拼命猛生。世界上越是文明的國家，生育率也越低；越是落後地區，生育率也越高；這只是愚昧問題，不是侵略問題也。美國是一個普遍節育的國家，難道是柏楊先生在打歪主意，灑毒汁，要他們斷子絕孫哉？
從前越王姒勾踐先生，“十年生聚，十年教訓”，節育豈不是破壞生聚乎？姒勾踐先生“生聚”的詳細計劃和實施情形，史書上囫圇吞棗，難以知其內容。但有一件事是可以肯定的，越王國生下的孩子，一定都受到適當的看顧，不但有衣有食，而且會使之長得結結實實，受到必須的教育。如果他們生下孩子，父母養活不起，八個中就得賣掉兩個，剩下的又在死亡線上掙扎，那種“生聚”，有啥意義？恐怕就是二千年生聚，一個個目不識丁，未老先衰，營養不良，排骨嶙峋，一步一喘息，三步一咳嗽，風一吹就感冒，太陽一曬就頭昏，哪能打勝仗歟？
馬爾薩斯先生人口論是悲觀的，認為人口增加不可避免，所以痛苦也不可避免，像胡乃英女士一連生了八個孩子，除了奄奄待斃一途，別無他法。自從曼徹斯特派經濟學落伍之後，大家都以為馬爾薩斯先生也落伍啦，他當然是落伍啦，但落伍的是他的悲觀論，痛苦不可避免論，和多子多女父母天生倒黴論。新馬爾薩斯學派則是樂觀論者，認為痛苦可以避免，父母們有辦法可以不倒黴。
廖王湯三公加上盧崇善先生，努力反對節育，一位讀者老爺來信問曰：“他們跟中華民族有啥大仇大恨，忍心下此毒手？”話似乎不能這麼說，如果這麼說，便和廖王湯一個模子矣。不過人與豬是有分別的，豬父母生了孩子就是單純的生啦，而人父母還有無窮的責任。有責任養之育之，使之溫飽，使之免於飢餓殘廢，使之有高尚的品格，使之受到教育。如果沒有力量做到這一點，而只一味猛生，任其自趨平衡，或靠著天主掉麵包，便是豬的辦法，不是人的辦法也。
最後，我們介紹一段羅素先生的評論：
“反對節育的人們，假如懂得一點數學的話，就不得不承認他們是在主張人類永遠需要不必要的死亡。在過去，大多數小孩出生後未長成即死去，現在較窮苦的地區仍有這種情形。牽連在這種早死中的一切浪費、悲傷和苦痛，都是不必要的。堅持這種學說的人們，對其因獨斷論而產生的一切痛苦，自不能不負責任。在製造人以外的任何東西時，誰也不會支援這種浪費的理論，假設製造麵包的方法，在不知多少年間，使其所做的麵包有一半不能吃。又假如有人發明了新方法，依新方法做出的麵包，幾乎全部都可以吃，而仍主張新方法是壞的，認為浪費也有好處，那能算是賢明嗎？壞麵包自然沒有痛苦，但被浪費的兒童，卻不得不在受苦多年後慢慢死去。凡目睹餓斃慘狀（柏楊先生再加上一項：“凡目睹賣兒賣女慘狀”），而不覺應該設法防止者，他就未免心腸太硬了。假如他不是硬心腸時，他就不會發表那種殘忍的言論。”
（羅同先生來信介紹四月號中文《讀者文摘》上《人潮氾濫和危機》一文，我想大家都一定看到過，不再抄錄矣。）
節育問題，討論到今天為止，因為有識之徒都自以為愛國愛得要命，所以忍不住再介紹一段吾友潘金蓮女士的話。《金瓶梅》上說，西門慶先生把她閣下娶進家門當第五房小老婆後，又和李桂姐在外面闢了第二戰場，半個月不回家，潘女士就勾搭上了書童，被西門先生痛揍一頓。當天晚上，她就給西門慶先生上起來洋勁，“百般殷勤扶持，屈身忍辱，無所不至，”然後嗲曰：“我的哥哥，這一家誰是疼你的？都是露水夫妻，再醮貨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