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少功評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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週期。

但韓少功與梁對雙方關係十分克制。梁是舞臺上的演員，韓是後臺樂手，兩人在公開場合並不怎麼說話。當梁調到大隊小學當民辦教師以後，兩人居地雖然相隔只有幾百米，但一個星期也只見上一面——這是他們的約定。因為韓少功新的計劃正在展開，寶貴的工餘時間需要交給讀書和寫作。一盞沒有燈罩的油燈經常亮到深夜，燈煙滾滾之下，他第二天早上起來，常常發現自己的鼻孔已被油煙燻黑，臉上也黑花花的。當他們見面時，梁聽他的讀書心得，看他的習作草稿，也瞭解他的各種膽大妄為，包括與外地諸多異端青年的秘密交往。梁當然知道前面可能的政治危險，也許楊曦光就是明顯的前車之鑑。但她並沒有在愛情面前表現出猶豫和退怯，這使韓少功十分感激。txt電子書分享平臺

汨羅江之夜（3）

困在山旮旯裡，既不能考大學，也不能進工廠，理工科知識派不上用場，就只好讀點文學書籍。“當時沒有其他的書可看，我自己抄了三大本唐詩宋詞”一批作為“內部讀物”的黃皮書，長篇小說《落角》、《你到底要什麼》什麼的，成了青年們私下傳閱的寶貝。有時候，韓少功為了借一本書，可以翻山越嶺，走上幾十裡山路。浩然，趙樹理，周立波，王汶石，杜鵬程，馬烽，等等，都是他油燈下的啟蒙之師。柯切托夫，高爾基，普希金，法捷耶夫，契訶夫，艾特瑪托夫，海明威，等等，更讓他整夜整夜地激動。有些書經過無數次的傳閱，已經翻爛了，沒有書名和目錄，他看了也不知道是誰寫的書，直到多年以後買回來，才發現這本書自己早已看過。

他的小件文學作品開始在汨羅縣和岳陽地區的文藝雜誌上發表，被點名去省裡參加過兩次創作培訓班以後，鄉村幹部開始對這個姓韓的刮目相看。他成了公社文化站的半脫產輔導員，從此有了更多伏案的時間。也就在此時，他結識了汨羅縣兩大秀才，一是知青作家黃新心，一是文化局幹部、老牌大學畢業生胡錫龍。用韓少功的話來說，他的語法和邏輯知識就是從他們那裡學來的。農民作家甘徵文，則使韓少功對鄉土生活更加博聞廣識。因為頻繁到省城出差，他此時還結交了更多文友，包括後來獲首屆茅盾文學獎的莫應豐，後來成為導演或經濟學家的一些能人，包括賀夢凡、張新奇、貝興亞，等等。這是一個有鮮明政治傾向的文學小圈子，結束政治極權是他們的共同心聲。莫應豐寫作“反書”，以《將軍吟》公開指控“文革”，就是在這些朋友的支援下秘密開始。在“林彪事件”以後，他們的思想摸索更為自信，幾乎顧不上什麼藝術修養，就倉促上陣闖入文壇。韓少功後來以《月蘭》、《西望茅草地》等作品在“傷痕文學”中頻頻發力，與這個圈子內的互相激勵和互相啟發不無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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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少功的文字生涯是從大字報開始的。妻子梁預立在1985年為韓少功的《誘惑》所作的跋中這樣追憶：“我記得，又送走一批夥伴招工回城之後，他寫了第一篇小說習作《路》，就是在隊長家的堂屋裡寫成的。那時他在我們知識青年中算是能寫點什麼的了，出黑板報，或是為文藝宣傳隊編點什麼說唱劇、對口詞、三句半，等等。他不滿足，就寫小說。”韓少功的小說寫作開始於1972年，但那篇題目叫《路》的Chu女作始終沒有發表出來。1974年，他相繼在《湘江文藝》、《工農兵文藝》、《湖南日報》發表了短篇小說和評論文章，但囿於當時的出版檢查制度，似乏善可陳。那裡的編輯也有擅自修改之權，因此作品中哪些屬於編輯，哪些屬於作者，也不是十分清楚。這些作品充其量只有助於韓少功結束知青身份，調入汨羅縣文化館從事文字工作，相當於出擊之前的潛伏和迂迴。

韓少功在“文化大革命”時期的寫作，可以成為社會學、文化學分析的個案，但在文學、美學上，沒有多少值得書寫的價值。在如火如荼的狂飆年代，社會生活高度政治化，人的思維高度意識形態化。當時，即使最有才華的作家也不可能寫出有深度、有品質的傳世之作。對於他本人，則主要是完成一個個人成長和砍柴之前磨刀的過程。在他至今出版的各種文集和選本中，幾乎沒有給這個時期的作品留出位置。和同時代的其他文字一樣，那些作品已經沉入記憶的海底，處於被深度遺忘的狀態。除非有特殊的需要，人們不會想到去打撈它們。

汨羅江的歲月是漫長的，在這裡韓少功由一個十五歲少年曆練成一個持重的青年，從面板縫隙間伸長出來的青色的鬍鬚，野草一樣遮住了他的半個臉孔。他對那段特殊的生活是真誠的，傾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