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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開始審視自己這些年來的寫作,在那些已經獲得社會成功的作品中,發現了許多存在的問題,到目前為止他和同輩作家們熱衷的都是問題小說,即以揭露社會存在的不合理乃至黑暗為使命,帶有很濃的政治功利色彩。而這種沿革批判現實主義傳統的寫作,所憑藉的武器有著很大的侷限性。人道主義的前提把人性充分理想化了,在許多人眼裡,人性的貪婪和私慾的膨脹被簡單地理解為一種個性的自由解放,似乎只要把對集體、集權、公共、平等的極端追求轉向另一個極端,就可以消除過去歷史上發生的災難。“後來我對政治的興趣有些新的反省,撻伐官僚主義、特權,揭露傷痕,這些政治表達固然重要,但政治、革命不能解決人性問題。進一步思索到人的本質、人的存在,考慮到文化的背景,需要我們對人性陰暗的一面有更為足夠的認識。”他所經歷的事情讓他意識到,社會問題的存在除了制度設計方面的原因之外,還有更重要、更深沉的原因,那就是人性的黑暗。文學必須像奸細一樣進入到這種黑暗的內部,並把它公開地擺到光線中來,讓人們一起來檢視。否則,就會停留在非常淺薄的層面。

此外,進入80年代以來,和其他人文知識分子一樣,中國作家都在補文化課,如飢似渴地吸取外來文化的營養。他們處理自己生活經驗和素材的方式,更多是來自西方的觀念體系。隨著西方思潮的相繼湧入,國內次第產生相應的創作流派,如意識流、荒誕派,等等,薩特、卡夫卡、塞林格、貝克特、普魯斯特等,都在中國找到了自己的化身。這些缺乏同質經驗和情感支援,只是形式上相彷彿的似是而非的寫作流派,被評論家黃子平稱為“偽現代派”。在1986年發表於《湖南文學》的《東方的尋找與重造》一文中,韓少功回顧並審視了這段歷史:“當代中國作家中,中年層受到蘇俄文學影響較重,像張賢亮,明確提過蘇俄文學是最好的文學。蔣子龍的作品中,可以看到柯切托夫等作家的影響,雖然他們另有獨特的發現和發展。至於青年一層,讀書時正是中蘇關係交惡,所以受歐美現代文學影響較大。現在二十幾歲的,都寫得幾首朦朧詩,甚至能夠以假亂真。對屠格涅夫、契訶夫什麼,反而較為陌生和疏遠。這兩種影響都是好的、意義重大的,可以說,沒有這些影響,就不會有中國文學的今天和明天。但向外國開放吸收以後,光有模仿和橫移,是無法與世界對話的。複製品總比原件要遜色。吃牛肉和豬肉,不是為變成牛和豬,還是要成為人。”(《文學的根》,山東文藝出版社2001年版)總之,這個時期中國作家還沒有找到自己說話的方式,沒有形成屬於自己的文體風格,在創作上仍然處於一種“無根”的狀態,隨風搖擺。因此,作品缺乏精神氣質上的意境和美感。這意味著作家們還沒有進入專業意義上的創作。就拿《西望茅草地》來說,“語言夾生,過於戲劇化”等,都不是一個成熟作家應有的缺欠。他和當時許多中國作家一樣,接受時代精神和觀念的限制,1985年以前的作品,儘管獲得諸多高尚的榮譽,但現在看起來還像是習作。

1985:文學的根(2)

在創作中,如何找到與自己精神氣質相吻合的表達方式,找準自己說話的語感,而這一切都跟作家本人的文化出身密切相關。人是文化的生物,他的潛意識的深處貯藏著古老的密碼,他的精神生活只有與這些密碼對接上,並將其啟用,催醒沉睡的意象記憶,才能將囚禁在潛意識中的創造力解放出來,進入一種自由舞蹈的境地。1983年,一個詩人朋友到湘西通道縣侗族地區參加歌會回來,興奮地告訴他:“在湘西那苗、侗、瑤、土家所分佈的崇山峻嶺裡找到了還活著的楚文化。那裡的人習慣於‘制芰荷以為衣兮,集芙蓉以為裳’,披蘭戴芷,佩飾紛繁,縈茅以佔,結茞以信,能歌善舞,呼鬼呼神。只有在那裡,你才能更好地體會到楚辭中那種神秘、奇麗、狂放、孤憤的境界。他們崇拜鳥,歌頌鳥,模仿鳥,作為‘鳥的傳人’,文化與黃河流域‘龍的傳人’有明顯的差別。”在那裡,曾給屈原大夫以靈感,並在《離騷》、《九歌》、《湘夫人》中的意象和氛圍還在存活。利用可能的機會,他多次到湘西一帶去調查採風,企圖從中找到作為一個楚國遺民的心靈感覺和意象表達。隨身攜帶的本子記下了一些有趣的掌故傳說,也記下了許多與普通話不同的語詞短句。這種習慣為他後來的寫作,特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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