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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兜�200餘人，其中至少有兩人失蹤、一人死亡。在以後的一年多里，紐約警署為此案派出了上百人次，走訪了分佈在40多個州和近10個國家的上千位相關人士，他們中最遠的到了歐洲。偵破調查工作量之巨大實為罕見。 嫻泰很知道如何與律師們打交道。他們的律師聘了又炒，炒了又聘，最短的一位只為他們工作了48小時。據嫻泰的大兒子肯特·沃爾克回憶，當年在內華達州時，嫻泰“幾乎找遍了拉斯維加斯所有的律師。不少律師因為她滿嘴謊言而不與她合作。她總能編造出各種莫名其妙的理由，拖欠甚至拒付律師費，還逼迫一些人為她幹不正當的事。沒有幾個律師到最後是與她好說好散的。然後她又開啟電話黃頁，按字母順序打電話給下一位律師”。難怪嫻泰在紐約的律師霍�賽·�慕尼茨對新近加入被告辯護組的馬休·威士曼說：“你要當心，別忘了我們是在跟魔鬼周旋。他們只是想利用我們，而不會在乎我們的死活。”
謊言織就的夢（17）
嫻泰畢竟是初闖紐約，對這裡的人和事都不甚熟悉。入獄的第一個晚上，她只好請同監的女犯替她推薦律師。霍賽·慕尼茨是她在7月6日最早聘請的兩位律師之一。嫻泰一見面就對他們說：“警方沒有理由把我們扣在這裡。這根本就不是刑事案，不過是一起民事糾紛。那輛林肯車漏油，車行要是不給解決我們當然不能付錢。”另一位律師兩天後被嫻泰“炒”掉，霍賽於是替她另請了民事辯護律師馬休·威士曼。 幾天後，馬休與嫻泰、肯尼在曼哈頓刑事法庭大樓一間律師…委託人會晤室裡見面時，二位凱梅斯要馬休替他們買一隻小型竊聽器。肯尼曾經在一本間諜雜誌上看到過這種只有拇指大小的裝置，其有效竊聽距離為半徑一英里以內。肯尼憑著記憶畫了一張竊聽器的草圖。嫻泰向馬休·威士曼解釋道，他們的計劃是，讓馬休事先偷偷地把竊聽器安裝在這張桌子底下，等下次會晤時，他們假裝“無意”發現了它，然後控告當局企圖竊聽他們的談話，使整個案子因“執法不公”而流產（撤銷）。馬休·威士曼理所當然地拒絕了這一非法要求。 後來在琳達和安德魯·凱梅斯請求桑塔芭芭拉法院澄清有關桑塔馬利亞產業的產權糾紛時，嫻泰又要馬休·威士曼替她偽造一張肯·凱梅斯的委託授權書。“你只管把檔案列印好，其餘的由我負責。”嫻泰的意思是，她要在檔案上偽造肯·凱梅斯的簽字。這種要求簡直太過分了，馬休不僅當場退出會談，而且拒絕繼續為嫻泰兩人工作。一個月以後，經嫻泰反覆要求，再三保證不再幹這些違法的勾當，馬休才又重新回到辯護律師小組。 當案情的進展從民事變為刑事後，嫻泰擔心馬休沒有足夠的經驗處理刑事案件，於7月14日又請來了第三位律師邁爾·沙其。一年後，1999年7月22日，隨著麥可·哈迪和埃裡克·索夫特的加盟，嫻泰、肯尼的辯護小組擴充套件到了五人。 7月9日，警方錄下了兩位公證人唐·奧其和諾莉·斯韋尼的證詞。 7月10日一大早，約瑟夫·雷茲尼克把專案組全體成員和七位公訴人召集到會議室，從林肯車和蘇爾曼大廈1B房間收集到的證據佔去了這裡的半間屋子。所有的物證都需要一一過目，最耗時的是嫻泰寫下的十幾本筆記，辦案人員往往要讀兩遍、三遍，甚至更多遍，才能悟出內中的含義。筆記中提到的1000餘人，警方後來都逐一查對過，或電話聯絡，或派專人訪談。其中有些人還不止一次。 筆記本上和伊琳·蘇爾曼的名字列在一起的，還有20多位年老獨居的女富翁的姓名、電話、地址、房地產資料和銀行資料簡略，甚至社會安全號碼等。嫻泰在伊琳的條目下寫著：“伊琳的背景？”“社會安全號？”“電子槍”等字樣。最令辦案人員驚異的是，筆記本上竟然記有美國總統座機“空軍一號”的直撥電話，和當時的國防部長、後來的國務卿柯林·鮑爾的家庭電話號碼。 等法院簽發了允許他們為電腦和手機解密的特別搜查令後，專案組從嫻泰和肯尼的電腦裡列印出了兩英尺厚的資料，其中有兩位凱梅斯貯存的若干姓名、電話、地址等，以及他們事先替自己編造好的各種版本的不在現場的說辭。電腦中還存有男性同性戀Se情錄影。 兩位來自美國電話電報公司的手機專家告訴警方，嫻泰在7月5日上午11點到11點28分之間一共有過三次通話，地點都是在蘇爾曼大廈附近，而不是像她當時在電話上對思坦利·帕得遜說的，在新澤西的花園州大道上。 洛杉磯方面，警方奉命搜查了嫻泰租用的貯藏倉庫，在那裡又找到20多本筆記。紐約方面，尋找伊琳·蘇爾曼的工作在更大規模地進行。警方搜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