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薩特一個自由精靈的歷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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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的所作所為要冒被囚禁甚至死亡的危險，從根本上說，需要的是勇氣。因此，強調人的選擇的自主性是有必要的。

總而言之，薩特前後期“選擇”思想的變化，不像人們普遍認為的那樣，前期是強調選擇的自主性，而後期則拋棄了這種思想、得出自主選擇是不可能的思想。薩特的變化在於：前期認為選擇的自主性是絕對的、無條件的，一個人所處的境況不起什麼作用；後期則充分考慮到境況的作用，而認為選擇的自主性是相對的，人們選擇的結果既包含有自主性的因素，同時也有境況等非自主性因素在內。薩特前後期“選擇”思想在變化中也有不變的地方：無論一個人的選擇是完全自主還是隻有較小的自主程度，他都要對自己的選擇承擔責任。

第二部　介入（1939…1970）兩間餘一卒（1945…1957）：無立足之地（1）

戰後，薩特關於文學的思想有了一個根本的變化，他提出了“介入”的主張，認為作家必須透過其作品，對當代各種重大社會、政治事件明確表態，從而保衛具體的日常生活中的自由。他的口號是：我們必須為我們的時代而寫作。為了更系統地闡明自己的觀點，反駁種種責難，澄清問題，薩特寫了《什麼是文學》一書，分6期連載於1947年的《現代》雜誌上，後收入《境況種種》文集第二卷，1964年伽利瑪出版社出了單行本。

薩特認為，一個人不可能只為自己寫作。寫的東西總是為了給別人看的。在寫作行動裡就包含著閱讀行動，兩者辯證地相互依存。任何文學作品都是一項召喚，召喚讀者的自由，讓它來協同產生作品。寫作的自由包含著公民的自由，人們不能為奴隸寫作。散文藝術與民主制度休慼相關，只有在民主制度下散文才保有一個意義。寫作，這是某種要求自由的方式。一旦你開始寫作，不管你願不願意，你已經介入了。

薩特對近幾個世紀的文學現象特別是作家與讀者的關係作了描述和分析。他指出，人們不可能在沒有讀者群和沒有神話的情況下寫作──不可能沒有某一由歷史情況造成的讀者群，也不可能沒有某一關於文學的神話，這一神話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這一讀者群的需求。總之，作家與所有其他人一樣，處於境況之中。但他的作品與人的任何設計一樣，既關閉這一境況，又使它明確化並且超越它；作品甚至解釋境況並使之得以成立。

文學就其本質而言是一個處於不斷革命中的社會的主體性。在這樣一個社會里文學將超越語言和行動的二律背反。當然，在任何情況下，文學都不會被視為一種行動：說作者以讀者為行動物件是不對的，作家只是對讀者的自由發出召喚。但在一個不斷重新把握自己、評判自己並且不斷變化的集體裡，書面作品可以是行動的一個主要條件。

薩特認為當代作家應該在他們的作品中兼為人的自由和社會主義革命而鬥爭。人們常說這兩者是不能調和的，作家們要做的正是鍥而不捨地證明這兩者是相互關聯的。他們的指導原則應該是一種整體自由的權利，它把形式自由與物質自由實際綜合在一起，理應讓這個自由顯示在小說、評論和劇本中。應該在文學裡表明立場：堅持社會主義原則，同時反對所有把社會主義看成絕對目的的學說和運動。它是達到目的之前的最後手段，而目的則是使人享有其自由。因此他們的作品應以否定性與建設性的雙重面貌呈現於世人之前。

除了文學理論，這一時期薩特在文學創作方面也屢有大的收穫。小說方面，《自由之路》第三卷《心靈之死》1949年由伽利瑪出版社出版。第三卷原先的名字叫《最後的機會》，但薩特在寫作的過程中發現，這第三卷還不是最後的機會，這個多卷本小說還不能結束。《最後的機會》應該放到第四卷，於是把書名改為《心靈之死》。

這一卷薩特把他的主人公放到1940年打仗和被俘的境況下，這是薩特本人切身體驗過的。這裡人的自由和不自由都達到了臨界狀況。薩特在1945年出版第一、二卷時預言在第三卷中“真正自由的條件才會得到闡述”。死亡的威脅、戰爭的破壞，有些東西是永遠無法復原的，而有些全新的東西卻又開始滋生。薩特意猶未盡，要留待《最後的機會》透過他的人物把以自由的名義介入充分揭示出來。

但這個第四卷沒有完成。薩特一直想完成它，並且已經寫了200多頁，最後終於放棄了。戰後複雜的社會政治生活，使他很難繼續以前的種種構思來結束這部小說，而把小說中的人物跳過十年拉到現在來發生糾葛，他又覺得沒有什麼意思，因此處於兩難之中。他面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