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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有“上海”兩個字。
17日，在11城市一商局長會上，胡平不點名地講了這件事，又深有感觸地說，劣質產品氾濫，太可惡了。這個問題，生產者有責任，商業企業進貨把關不嚴，也有責任。
會後，武漢市商委的同志主動向胡平要回了那雙鞋，經查：鞋底是上海的，鞋是武漢製作的。
21日，輕工部長曾憲林約見胡平，聽說胡平買了雙“一日鞋”，便說：“鞋的質量問題是當前消費者反映最強烈的問題，輕工部已打算專門舉辦一個假冒偽劣鞋的展覽會。”
胡平當即表示：“我支援，如果你搞這個展覽會，我希望我買的那雙鞋也能作為一件展品，曝曝光。”
如今，胡平已經穿上了武漢百貨商場為他換的新鞋，可是他的心情並沒有輕鬆。他說：“我是一個部長，買了劣質鞋能及時退換。但若是普通消費者呢？”
向人民保證
“如果亞運會工程不能如期完工，我就從北京最高的京廣中心頂樓跳下去！”
1990年亞運會前，亞運會組委會常務副主席兼工程總指揮部指揮長、北京市主管城建的副市長張百發在一次會上說。“跳樓市長”的稱呼不脛而走。張百發回到工程總指揮部，對大家說，“你們都知道我可許願了啊，工程哪兒耽誤了我要跳樓，我告訴你們，我要跳樓以前你們全得給我跳下去，我要跳我也是最後一個。”
2008年12月，昆明市委、市政府向市民鄭重承諾：今後政府性投資建設工程專案百分之百不出*案件，並接受全社會的監督。同時，39位市級領導簽名承諾廉潔從政。
“我可以負責地向全國十一億人民保證：誰也不能從這套系統裡查出誰投的是什麼票。”
1990年，七屆全國人大三次會議第一次使用電子錶決器。針對有人對“投反對票就永遠記錄在案”的擔憂，電子錶決系統總設計師林達亮如此宣稱。
此後，廣東、山西、陝西、遼寧等地在人代會或常委會會議中開始使用電子錶決器。
“哪裡有電子錶決器，哪裡的反對票就多。舉手表決，幾乎都是全票透過。”2002年1月，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成思危在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新年論壇上說。
2004年3月24日，廣州市人大又開先河，採用無線電子錶決器。同年3月，童海保在全國人大會議上建議，“從下屆人大開始，全國自上而下應一律使用表決器的形式進行表決”。
2007年，一名浙江台州的人大代表向記者展示了一份當年2月11日的地方黨報。報紙頭版有一張“人大代表舉手表決透過決議”的彩色圖片，圖片上，一個個人大代表正襟危坐，高高舉起了右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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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志無病，盲流有夢
同性戀患者
1991年，安徽發生一起女同性戀者同居的案件，當地公安機關對此難以定性，逐級上報至公安部。答覆是：在目前中國法律沒有明文規定的情況下，你們所反映的問題，原則上可不予受理，也不宜以流氓行為給予治安處罰。
同年，北京電影學院文學系講師崔子恩在課堂上公佈了自己的同性戀身份，成為中國大陸公開同性戀身份的第一人。為此，他付出了高昂的代價：被校方撤消了講師資格，降薪一級；背上了性騷擾罪名，被調離教學崗位。當時，校方讓他去醫院，期望由醫生診斷他為“無責任能力”的“同性戀患者”，但他拒絕承認同性戀是一種病態。
2001年，崔子恩重返講臺，講授“同性戀電影”和“中國地下電影”課程。
盲流
1991年10月24日，民政部頒佈《關於進一步做好勸阻勸返外流災民工作的通知》。此前，1989年4月10日，民政部、公安部聯合頒佈《關於進一步做好控制民工盲目外流的通知》。1990年2月，國務院辦公廳頒佈《關於勸阻民工盲目去廣東的通知》。
一篇題為《中國夢之1991年？我要去海邊，我要闖深圳》的文章這樣寫道：
1991年6月，拿到結婚證的第3天，老公就懷揣著800元錢上路了；7天后，我也啟程了。我們擅自決定放棄內地的工作，去闖深圳。我走的那天，媽媽哭了又哭，送了又送，直到我坐上汽車，她還在車下哭。最後竟至不能控制，擠上汽車，跟我到火車站。一路上她不停地哭啊哭，反反覆覆問我一句話：“放棄國家幹部不當，非要去南方當盲流，你為什麼呀？我們在這裡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