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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親很著急，又得瞞著父親。於是她變賣了自己全部首飾，給父親看病，並維持著家用。
父親的這場大病，固然是他一生伏案揮毫，絞盡腦汁有關，但埋下的病因，卻要從他“自願”辭去北平《新民報》的職務說起。許多沒有見過父親的人，總是從“書如其人”來推測，以為他長於辭令，精明強幹，洞察世事皆學問的人，其實大謬不然。生活中的“張恨水”是一個寡於交遊，憨厚老實，木訥少言，略顯“土”氣，不善於周旋的書生。所以在他的朋友中，曾有人戲言，在談笑風生的朋友群中，“誰最不像張恨水，誰就是張恨水。”事實確實如此，父親雖然倚馬才高，萬言立就，但是在生活中，卻充滿著天真，常以詩人的浪漫情懷去對待世事和人際關係。“知夫莫若妻”，母親就常打趣父親是個十足的“書呆子”，用書本來套生活，是“猴吃麻花———滿擰”。父親儘管已是蜚聲國內外，但他自視平凡，從來都沒有特殊之處，他受中國傳統文化及道德薰陶，以真誠待人，不把名利置於心上而淡泊自甘，以為別人也像他一樣，這是他的缺點，自然也是他的優點。報社本是個複雜的場所，父親雖然辦報有方，但卻不善處理人際關係，更不懂得報社內部的權力之爭。此時總社派來了副經理曹仲英先生和總編輯王達仁先生。王先生年輕活躍，很想有番作為。父親當時的職務是《新民報》協理、主筆兼北平社經理。雖然北平《新民報》在父親的慘淡經營下，受到北平市民的喜愛，數年間其發行量一直居北平各大小報之首，亦是《新民報》五社八報之冠。僅以此而論，可說是成績斐然，為《新民報》立下了汗馬功勞，理應受到嘉獎，然而事實卻不然，他得到的是一個相反的結果。既然總社派來了人，新任總編輯王達仁先生又很想有番作為。父親再任職，就有些不識時務了，在一種無可奈何的情況下，父親於1948年秋，辭去了北平的《新民報》的職務，離開了他一手創辦的北平《新民報》，結束了他奮鬥30餘年的“衣帶漸寬終不悔，為伊消得人憔悴”的報人生涯。從此，我再也沒看見過他坐在大餐桌前，編輯稿件或安排版面了。
然而事情並沒有結束，在北京剛解放不久的1949年的春天。當時北平的《新民報》還完全由王達仁先生主持，3月2日至4日，王先生在該報用了3天的時間發表長文，給父親捏造了許多莫須有的罪名，把父親說成似乎是“國民黨在新民報的代理人”。這些毫無根據的說法，使父親受了很大的刺激，對他的精神及身體都影響很大的。雖然後來真相大白，王達仁先生也親自登門向父親賠禮道歉，請求原諒，但那已是後話，是父親大病數年後的事情了。
病榻纏綿有3年（2）
就在父親家中養病期間，1949年7月，中華全國文學藝術工作者代表大會於北京隆重開幕，父親被邀為代表，而他卻因病未能出席。會後大會派人來看他，並送來了一套約50本的“大眾文藝叢書”。同月，他加入了中國作家協會，不久，被文化部聘為顧問，有了份固定的工資，使家庭生活有了基本保證。
與此同時，他的老友也都給了他無私的援助和深切的關懷。上海的《亦報》和《大報》，將父親的舊稿在兩報連載，使父親有了一些稿費。當《亦報》把《五子登科》易名《西風殘照圖》連載時，因為父親沒有來得及寫完，而報社不希望稿子半途中止，父親在病中又不能執筆，左笑鴻叔知道後，便主動地無條件將書續完了。1956年該出單行本時，父親已恢復了寫作能力，便又重新續寫，這續寫部分先在《 哈爾濱文藝》雜誌連載過，所以現在讀者看到的《五子登科》則完全是父親的手筆了。父親恢復寫作後，有了稿費，叫我帶上在當時為數不菲的一筆錢，去交給左叔，算是酬謝病中的幫助和友誼。但是笑鴻叔說什麼也不要，叫我原款帶回，並親自登門向父親說明情況，父親在無奈之中，請左叔在西單商場樓上西餐廳，吃了一頓西餐，由我陪同，所以我“蹭”了一頓豐美的俄式西餐。笑鴻叔及其他父執對父親的友誼，使他感到很溫暖和欣慰。
也許是心情好的原故。父親的病情也逐漸好轉。病後兩個月，他便能“牙牙學語”；3個月時，竟能扶著手杖出門看望老友了。當他顫顫抖抖地親自登門看望笑鴻叔時，笑鴻叔大喜過望，激動得熱淚盈眶。父親到醫院複查，大夫高興得連連說：“張先生能恢復得這麼快，這樣好，真是奇蹟！真是奇蹟！”
當時，家中雖然經濟拮据，但母親省吃儉用，儘量為父親創造一個良好的養病環境。可能是因為父親有病吧，我們兄妹似乎成熟了許多，也更加和睦友善了。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