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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相符，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這沒有錯；但是後代的儒家做不到，做不到之後又要嘴上說，最後言行脫節，內外不一致，表裡分開，變成虛偽。這個實在是冤枉，因為儒家最反對虛偽。整個儒家思想用兩個字來說，叫做“真誠”。因為孔孟就說，你要真誠才能引發內在的力量去做該做的事。道德價值由內而發，這是很好的，但是後來人做不到，修養不夠，修行太差，以至於最後名、實分開。莊子專門對付這種人，他說，喊口號喊得很大聲，但是做不到，最後牟利、謀名，這都是外在的東西，實在是歷史的悲劇。
主持人：其實有些人求名是為了最後能夠得利，以名換利，這一點我們基本上不用多說。但是排除掉這個之外，我們還能看到一種人，他們求名是想求得一世之清名，不光是英名，是清名，哪怕把他所有的錢財拿來換這個名，都願意。譬如說，過去在歷史上有很多講究氣節的人，他們是不是就屬於這樣的一種求名的人？
傅佩榮：說得沒錯，譬如伯夷、叔齊的故事。伯夷、叔齊這兩個兄弟，不當國君就離開了自己的國家——孤竹國，跑到了周武王屬地，正好武王革命。他們說，千萬不要革命，商朝統治六百多年，我們都習慣了，接受了，你這樣做等於造反。周武王說，不行，我是替老百姓設想，我父親周文王被商紂王整得死去活來，現在我要革命了。他們兩個勸不聽，周武王革命成功，他們就不再吃周朝的食物。
主持人：這就是所謂伯夷、叔齊不食周粟的典故，最後的結果是餓死了，而這兩個人的故事一直被儒家所推崇。
傅佩榮：沒錯，伯夷、叔齊餓死首陽山，這種情況，我們覺得，確實是有偉大的一面。不但是儒家，連司馬遷寫《史記》，《伯夷列傳》排第一。而且裡面有一句話問得好，像伯夷、叔齊這樣的人死於非命，難道還有天道嗎？我們常說“天道寧論”，司馬遷寫到這個地方，還忍不住寫到顏淵，這麼好的一個人不幸短命死了。我們可以肯定伯夷、叔齊的“名”是沒有問題的，孟子後來也大力稱讚。由此可見，人活在世界上，名可以是虛名，但是有時候變成一種名教之後，成為一種人類社會的規範，就是說你要遵照規範，仁德、道德的實踐才有它的價值；否則，你完全沒有區分忠臣、奸臣或者君子、小人，那麼這個社會沒有這個名的話，所有的年輕人慢慢成長，根本找不到典範，這也是問題。
主持人：那麼莊子如何看待這些所謂的為求一世英名和清名而最終殉節的人呢？
不為名所累（5）
傅佩榮：莊子基本上是反對的。他認為你可以喜歡名聲，但你如果因為這個而傷害到自己的生命，譬如一輩子過得太過於辛苦，以至於後來甚至犧牲了生命，他都認為這個沒有必要。為什麼沒有必要呢？因為你犧牲的生命保全了某種名聲，給誰看？是給以後的年輕人看？但是以後的年輕人照著你這樣做的話，說不定又是為了名聲，而忘記了自己的生命本來到底要求什麼。確實，名利是一個社會的產物，如果離開了社會，根本就沒有這個名利的問題。我記得我到荷蘭教書是十幾年前，我一到荷蘭的時候，我一個人去，走到街上感到無比的快樂，為什麼？滿街沒有人認識我。我在臺北有時候坐地鐵，難得打瞌睡，別人一叫“傅教授”，我都嚇一跳，心裡想，打瞌睡也要被人家叫醒。我在荷蘭那一年，在街上非常開心，一個人在那邊單純地做研究，走在街上沒有人認識我，那種感覺真好，那個時候我才發覺，原來莊子是有他的道理的。人有時候在社會上，接受太多的名聲、利益，確實會覺得是一種束縛，就是我們平常說的名韁利鎖，把你捆住了。如果哪天突然發現沒有人認識你了，那種解脫之感，會覺得好像回到母親的懷抱，像一個嬰兒一樣。
主持人：之前都是人追名，追得很辛苦，已經成名的人，其實也很累。像電影《甲方乙方》中，主人公之一是一位電影演員，太有名了，出門就覺得沒有自己的生活，沒有自己的時間，沒有自己的空間；於是就跟電影公司說，乾脆讓我休息、休息吧，我準備息影，我活得太累了，我想尋找自己的生活。可能現在很多的名人都有這樣的困惑，這些名人不能夠天天跑到南極、北極沒有人認識他們的地方吧？他們該怎麼辦？如何擺脫這個被名所累的困惑？
傅佩榮：這一點，在今天媒體那麼發達的時代，到現在為止，我想也不可能有什麼很好的方法，因為你已經有名了。你只有怎麼辦呢？就是我們常說的逆來順受，把名也當成一種既成的事實。莊子的思想可貴在什麼地方？可貴的地方就在於，如果你已經達到某種情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