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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為醜惡卑汙的生活而害羞，而不安，而恐懼，而徹底不眠。
由於靈魂的恐懼和顫慄，由於恥辱，我們應該徹夜不眠。
近年，一些有血性的學人從自身的生存困境出發，討論起人文精神失落問題。有人馬上從學理上對此提出質疑。質疑者完全漠視了這個問題中所包含的對於文化現實和生存狀態的反思，漠視了它所表現出的精神的痛苦和呼號，從而把一場靈魂的拷問和掙扎轉化為一場概念與概念的拼板遊戲。他們真的一點也感覺不到生活的困境與痛苦嗎？我有點不相信。也許他們不過是故意東拉西扯，以逃避對於恥辱的正視？
不敢正視恥辱乃是我們所有恥辱中最大的恥辱。
如果我們還想改造我們的生活和我們的靈魂，我們就必須認認真真地咀嚼恥辱，透過反反覆覆的咀嚼，品出恥辱的真味真源和真義，然後起而反抗之。作為知識分子，我們同時還應該致力於描述恥辱，也就是以某種符號把我們內心的恥辱展示出來，這既是咀嚼恥辱的一種方式，也是反抗恥辱的一種方式。透過描述，赫然凸現出恥辱的存在，並無情地刺激起我們的恥辱意識。
或許，我們的靈魂和我們的生活還有一絲得救的希望？
。。
瘋狂與自虐
魯迅的後半生，一直揹著官方的通緝令，他卻從容而平安地寫出了那些咬牙切齒的文字。堪可對比的是，他的傳人胡風卻因了一封奏書而陷獄25年。難怪後人對魯迅除了尊敬之外，還禁不住要羨慕他的好運氣。試想，在秦城監獄的無可洞穿的高牆裡，胡風能說什麼呢？即使他的犧牲意志無限膨脹，一點自衛意識也沒有，他仍然沒法寫出魯迅式的文學。不是每個時代都能以立言的方式來擔當世界。有時候，一切文明的方式都被野蠻所控制，真的文明者卻連言說的權利也被剝奪。即使你像魯迅所說的那樣，敢於直面慘淡的人生，你也沒法留下索爾仁尼琴式的堅定曉暢的文字，甚至連魯迅式的隱晦艱澀也行不通，因為言說本身不再可能。這實在讓那些“鐵肩擔道義”的知識分子為難，最基本的勞動方式已經無效，等於完全被剝奪了勞動權。他們要麼放棄自己的人生立場，消解生命的意義和世界的意義，要麼另闢蹊徑，曲折地延伸生命，擔當世界。
自古以來，中國知識分子經常陷入這樣的境遇之中，積累了應付劫難的豐富經驗。在魏晉那樣的亂世，曾經有過一個知識分子群體，喚作“竹林七賢”。他們流連於山水，像紈屟子弟一樣頹廢放浪，縱酒行樂，卻常常趁著人家不注意，向那人煙稠密和冠蓋雲集的地方，罵出他們的蔑視和憤恨。直到今天，阮籍、嵇康、劉伶等等這些自外於正統思想和正統體制的人，還負有半痴半傻半瘋半狂的名聲。可當我們以自身的經驗感應到了他們血脈的衝撞，我們終於知道，他們才是良知未泯的人，他們的精神變態，正是那個時代所能找到的“正視人生”的方式，他們的變態人格本身，成了印證嚴酷時代的最真實的文字。被剝奪了勞動權利和言說權利的良知未泯者，只能這樣用他們的披頭散髮，他們的奇形怪癖，來發洩對於血雨腥風的仇恨，對於屍骨遍野的憂患。他們唯有犧牲自己的常態和體面而言說內心深處的恥辱。
魏晉以後，直到晚清，名士風氣綿延不絕。他們襤褸衣衫，汙穢面目，狎妓縱酒，自詡*。他們著意消解人生的意義，不無誇張地嘲諷人生，玩弄文字，遊戲世界。那時的君主雖然對文化人特別留意，可對那些痴狂怪誕的名士，卻認為無傷大體和大雅，任其瀟灑又逍遙。這等於為那些不願意或沒機會賣身投靠的文化人留下了一條苟延殘喘之路。那些名士們就這樣躲在專制世界的夾縫裡，小心翼翼地自辱自虐——我沒有能力擔當起我的責任和我的恥辱，我只有透過自辱自虐來曲折地表達我的意志，表達我對外界的抗議和對自身的噁心。
我曾極度蔑視過古人的這種名士風度。但在某一天，當我為自己的正常而羞愧時，我忽然對那些變態而又痛苦的人欽敬不已。在我們空前的麻木襯托之下，古人的變態顯得高貴起來，因為在這變態之中，深隱著他們對於自身精神創傷的覺察，對於自身精神軟弱的憐憫與羞愧。
真是不幸，我們這一代人所經歷的恥辱，既沒有在文字之中得到相應的記錄，也沒有以別的符號別的形式得到生動的表現。以沒有言說權利來作辯解是無力的，因為言說之外的某些形式是永遠剝奪不掉的。如果我們的心靈沒有完全麻木，如果我們的靈魂沒有完全墮落，如果我們良知猶存，如果我們還為自己的恥辱痛心疾首，那就不可能不對自身和世界作出真實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