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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我們個性生成的時刻，就是我們作為知識分子的人格誕生的時刻。從這一刻起，我們不只是以自己的血肉之軀在生物意義上成為人類生命的全息體，而且以自己的精神人格全息著人性的全部意蘊，因而，捍衛我們的個人尊嚴，也就是捍衛人性的尊嚴。從這一刻起，我們的每一次受難都不再僅僅是為族類所作的犧牲，而首先是為了我們自身的需要，我們的每一次痛苦都不再僅僅是個體的掙扎，而是折射出族類對於尊嚴與幸福的渴望。在風寒雨冷的時代，我們會因為申訴了自己的悲憤與抗議而表達出族類深心的希望與理想，在天崩地裂的時刻，我們會因為多擔了一份族類的患難而成全了個人的光榮。詩人雪萊曾把自己比作宇宙的豎琴，要為宇宙奏出痛苦和憂傷。在這個特定的意義上，知識分子不正應該是自己族類的豎琴嗎？
如果有這樣的知識分子，他就應該最充分地張開自己的心靈，絲毫不漏地感覺族類的和人性的全部恥辱，同時一定會無可遏止地將這恥辱感表達出來。
然而，我們很難找到這種表達。
當然，並不是完全找不到。比如1987年，從一位青年學人討論魯迅精神痛苦的文字中，我第一次看到了我所期待的恥辱感的表達。後來，在另幾位優秀的學人和作家那裡，我也陸續找到了一點。但就整個文化界而言，這點聲音微弱得簡直可以忽略不計，它們剛一產生，就被龐大深邃的麻木吞噬得無蹤無影。所以我認定，就知識分子群體而言，我們遠沒有滋長髮育起恥辱意識。正如一位學人所云：“我們生活在一個有罪惡，卻無罪感意識；有悲劇，卻沒有悲劇意識的時代。”（朱學勤《我們需要一場靈魂拷問》）
恥辱與恥辱意識（2）
要追問為什麼，是太大太深的話題。我只能憑自己的感想，列出幾條極為膚淺的回答。
第一是尊嚴意識的缺失。我們之所以感不到恥辱，恰因缺乏尊嚴意識。魯迅說過，中國人自古以來從沒爭得過人的地位，永只在亂世和盛世之間來回顛簸。到了近代，中國人的生存境況更是日趨惡化，無休無止的漫長凌辱把殘存的一點人文氣息掃除盡淨。人們一步一步地後退，最後退到了只要能夠呼吸、能夠吃喝拉撒就心滿意足的死角。對於長期習慣於動物式生存的群體，尊嚴不但過於奢侈，而且會成為負擔。知識分子的精神產品中表現不出足夠的尊嚴意識，正說明民族的生命機體中缺乏這種因子。
第二是文化理想的缺失。恥辱感首先意味著對自身生存狀態的否定性評價，而作出這種評價時，需要某種價值標準作為依據。一個尚未意識到自己的文化理想的群體，不但沒法擁有對現實的生存狀態的批判力，連最起碼的感受力也沒法具備。長期以來，我們在哲學上和藝術上一直深陷在可怕的混亂（表現為對西方“概念”和“文字”的泛濫成災的抄襲）和同樣可怕的失語症（表現為無力作出原創性的理論建樹和無力作出現實的批判）之中，你看盧梭在看清了早期人類純樸自然的生活情景之後，魯迅在聽清了異邦的新聲之後，他們對於自身的現實狀況是如何地深感恥辱，接著而來的批判又是如何地勇猛有力。
一個新的時代，往往是在對時代的批判中漸漸萌生的，而對舊時代的批判，又只能在擁有了自己的文化理想時才能開始。尋找新的文化理想的最初動力來自哪裡？來自恥辱意識的覺醒。在找到了新的文化理想的新因子之後，再反過來促使恥辱意識發育成熟。在具有生機的所謂新的時代，恥辱意識又轉化為尊嚴意識。所謂尊嚴感，乃是按自身理想來創造自身的權利、信心和力量；所謂恥辱感，乃是受挫的尊嚴感。
我們連恥辱意識的最初覺醒還談不上，我們離新的文化理想怕是還很遙遠吧。
第三是自我要求的缺失。有一句這樣的民諺：人無兩塊皮，百事都可為。把它翻譯成文化人的話語就是：人一旦放棄了尊嚴，放棄了對自己的要求，那就什麼境遇都可以忍受，什麼醜行惡行都能幹得出，再也沒有羞恥可言。由於放棄了自我要求，我們無須拒絕什麼，無須反抗什麼，也無須要求什麼，無須捍衛什麼，更無須懺悔什麼。表面上是無慾而剛，實際上是生命取消主義。
就這樣，我們成了不知羞恥的人，和不知羞恥的群體。
前幾年——1989年下半年或稍後，一位著名女作家不滿地說：我不知道這些人為什麼活得這麼感覺良好。
“感覺良好”的內蘊無非是：我們活得這麼嬉皮笑臉，活得這麼下流，這麼無恥。
然而，生活是嚴肅而又神聖的，正如靈魂一樣。我們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