恥辱者手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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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英國哲人羅素之言，便是以孤獨本能對一切束縛作堅決的反抗。

所謂孤獨本能，照我的理解，便是他們在長期的生活中，形成了與眾不同的感受方式和思維方式，確立了與眾不同的生活目標和價值標準，從而使他們與整個市民集體和市民社會格格不入。他們要麼犧牲自己以屈於規範，要麼堅持自己以反抗流俗。他們顯然只能選擇後者，於是就把自己推上了憑著個人力量“獨自反抗你們全體！”的坎坷道路。這反抗的力量來自哪裡？來自他們狂暴的感情活動，來自他們如瘋如魔的精神世界。他們每一分鐘的存在，都要以足夠的力量來捍衛自己的獨立和尊嚴。而且，他們時時要以手中的真理向庸碌的公眾作勇猛衝擊，這更需要十分強大的勇氣作動力。他們的內心世界幾乎每時每刻都處於急風暴雨式的戰鬥狀態，往往來不及進入中年，便已積勞成疾，積狂成疾，積戰成疾。他們無以享盡天年，是因為他們預支了全部生命能量用來作衝鋒的槍劍。

人們習慣於稱這種精神為浪漫精神。浪漫主義，就其起源而言，是指中世紀騎士無所顧忌地抒洩內心的感情（往往是熱烈的感傷的），就其作為一種歷史運動的涵義而言，是對封建政治封建文化的狂肆反抗；而就其精神氣質而言，浪漫主義是對於未來美好生活的熱烈渴望，和為追求這種美好生活所表現出的偉大熱情和力量。所以，浪漫主義者一般都具有尊重個性、反抗黑暗、追求自由的鮮明特徵。這就決定了他們與文化意義上的“群眾”只能是對抗關係，因為一切時代的黑暗力量都是借群眾的愚昧和軟弱得以苟延。那位跛足的英國勳爵拜倫，便是一個憤世嫉俗的典型。他無疑是個叛逆的精靈，內心常常奔湧著“痛苦、不安、天才、高貴和可怕的狂暴”（勃蘭兌斯語），表現出所向無敵的氣慨，其所憑依的就是充滿反抗意志的自我。正如勃蘭兌斯所說，當其他詩人的個性都能隨意變形時，“唯獨在拜倫這裡，我們看到了這樣一個自我，它在任何情況下都始終意識到它自身的存在，並且總是復歸於它自身；這是一個激動和執情奔放的自我，就連最不重要的詩行的動向都能使我們想起那個自我的情緒，猶如海貝的囁嚅會使我們聯想到大洋的怒吼一般”，他的特立獨行的自我，就是一部捍衛個性自由、尋求人性解放的宣言書。

我們把拜倫式的勇猛之士稱為天才，那麼，那些總想入於俗流、力求取得公眾擁戴，以便功成名就千古流芳的人，則可稱為聖人了。凡欲成聖稱賢者，第一要素即在迎合公眾，也就是將自己的個性盡悉交給公眾的共性，以求取得一致。否則，誰還會樂於聽你的呢。第二要素當是在與公眾取得高度一致後，不失時機地顯出他獨有的聰明和智慧，證明自己確有資格教誨蒙子引導俗眾。第三要素呢，便是保持儀態端莊，風度儒雅，悲愁哀痛不可有動於衷，快樂歡喜不可有形於色。無論遇到泰山傾覆，還是黑雲壓城，都要正襟危坐，緩理長髯，有板有眼地說：“君子之道以不變應萬變益其壽而延其年。”因此看來，平庸、聰明、麻木，就是東方聖人的三*寶。他們永遠豁達淡泊，無需咬牙切齒地詛咒，無需披頭散髮地衝鋒，所以也就不會像拜倫們那樣恨恨終生，齎志而沒，而可以白髭長髯，永生不老。

這樣來描述東方聖人的特徵，也許難免使人感到偏頗。但我不過是將這些特徵置於一個極端的境地以便作典型化處理。在中國的文化名人那裡，雖然不乏憂國憂民的熱腸，卻難見面目猙獰的叛骨，雖然不乏諄諄告誡循循善誘的誠摯，卻絕無否定一切我行我素的個性光輝。試想那個渴慕著“羽扇綸巾”、建立永世功業的蘇東坡，當他遇到障礙、雄才難展時，竟然挽起寬大儒服，“袖手何妨閒處看”。這是何等儒雅的紳士風度，何等突出的東方豁達，與拜倫之狂暴、雪萊之奮進，實在是大異其趣。

東方的能人都是想做這樣的聖人，一時間也似乎功成名就了，但卻沒有樹立起自我。他們一代一代地為自己鑄就聖人的牌位，卻使“人”受到滅殺，社會也無從前進。西方人則多半願意做超群脫俗的天才，倘成猙獰惡魔則自視為大幸，所以他們多破壞者，多新學說，多雄傑之士。他們往往無法在短期內得到現實的認可，而且往往會失去一切。但他們能經得起這樣的孤獨，因為他們本來就是為了展示個性，表現自我，並不懷太多功利目的，並不企求俗世報償。他們的需要，總是最深刻地代表了人性的需要，所以可以說，他們的方向，就是人類解放的方向。

每一個歷史偉人，都是站在某種特定的文化基座上的。西方天才形象和東方聖人形象，不過是兩種文化精神的人格化。對於中西兩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