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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我便趕緊打住，不敢深想下去，儘管我知道，深想下去也許是很有意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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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討書：靈魂的巴士底獄（1）
正在撰寫《中國告密史》的成都學者冉雲飛先生說，告密是中國的第五大發明。我看檢討書可以說是中國的第六大發明。這種發明當然是古已有之，但是這種文體的真正繁榮，大約是20世紀。一百年來的白話文創作，成就最為出色的，肯定既不是詩歌也不是小說散文，而是檢討書。尤其在20世紀下半期，幾乎所有作家的主要創作任務就是寫作檢討書。1979年，中國電影評論家協會主席鍾惦先生在控訴*的罪行時痛心疾首地說：沒有哪個作家是靠寫作檢討書成為作家的，是誰逼迫作家把全部精力都放在檢討書上？
鍾惦先生的話未必完全正確。一個人不能憑著寫作檢討書成為作家，但是很多中國讀書人恐怕都是從寫作檢討書起步學習寫作的。我想問一問，一個人從小學唸到大學，而一直沒有寫過檢討書的，有沒有？我估計沒有。有的教師充分認識到寫檢討書是提高寫作水平的絕招，更多的政工幹部更是認為，讓學生寫檢討書是提高學生的思想認識、提高他們的奴隸自覺性的有效方式，所以，學校當局和教師在對於檢討書的效用上達到了高度一致。20世紀80年代東北某地有一位語文教師魏書生先生，他以特級教師的身份介紹教學經驗時，就向人們坦誠地亮出了他的絕招。他的學生作文水平的提高，就是靠寫作檢討書訓練出來的。一有什麼情況，就讓學生寫一份檢討書，規定字數，規定思想認識，規定關鍵詞。檢討書沒有達到要求，決不讓他過關。
檢討書的妙用有以下幾條。
首先，像所羅門的瓶子可以收藏魔鬼的靈魂一樣，強勢群體總是認為，檢討書可以關押弱勢群體的自由意志。中國人自古喜歡談論人心，諸如“得人心者得天下”“攻心之術” “誅心之論”等等，都是在靈魂上下功夫。但其出發點決不在於尊重靈魂，不在於靈魂與靈魂的互相理解，而在於用自己的靈魂*、奴役乃至消滅他者的靈魂。20世紀60年代末，一位下放到內蒙古邊境的知識青年說：“你當我來這裡真的只是放放牛羊嗎？我的目標是‘牧人’而不是牧羊。牧人首先要征服人心。”（野蓮《落荒》，工人出版社2001年版扉頁）這種做夢都想做領袖的人時刻都在訓練著奴役他人靈魂的能力。誘騙他人將自己的靈魂出賣，是奴役他人的有效方式之一。在逼迫他人寫檢討書的強勢群體看來，檢討書是比地下水牢更加堅固的監獄，是徹底關押甚至埋葬靈魂的巴士底獄。只有將他人關進了永遠不得翻身的靈魂的巴士底獄中，強勢群體才能擁有最大的成就感和放心感。一箇中學生給報社寫信對“人類靈魂的工程師”表示質疑。“有一次，班上的一位同學因前一天晚上開夜車，第二天早上上課遲到了，班主任不但讓她停課寫檢查，還讓她罰站，打掃辦公室。”（佚名《一個學生的呼喊》，《北京晚報》1998年4月3日）很顯然，寫作檢討書挽救不了上課遲到的事實，也彌補不了因遲到而耽誤的功課，但老師因為收到了檢討書而以為掌握了學生的靈魂，以為取得了奴役他人靈魂的巨大成功。
其次，可以給學生帶來嚴重的挫敗感。害怕看見他人擁有尊嚴、獲得成功，是中國人最突出的心理特徵之一。如果學生敢於對學校工作表示不滿，如果學生敢於對教師提意見，如果學生敢於挑剔教科書的錯誤，如果學生敢於發表他自己對於世界的感覺和看法，如果學生上學敢於遲到5分鐘（不管什麼原因，不管是不是主觀過錯）……那麼，寫作檢討書的任務肯定就要落到你這個學生頭上了。如果認為寫作檢討書是跟犯錯誤聯絡在一起的，那就誤會了。寫作檢討書絕不是針對錯誤來的，而是實行精神控制和心理打擊的重要措施，是中國強勢群體所認定的主要教育手段和統治手段之一。有一個老師發現他的課堂上少了幾個學生，這些學生是被另一個教師委派去別處為學校辦事的。這個老師很不高興，馬上安排缺席的學生寫檢討書。這樣還覺得不過癮，他還補充說，沒有缺席的學生也必須寫作一份深刻的檢討書。在這一事件中，缺席的學生本來就沒有錯，按時來到課堂聽課的學生更加沒有錯，可是全體學生不得不按時寫出檢討書來。可見，檢討書不是用來對自己的過失進行檢視、反省，而是被迫向強勢群體表示屈服與依從的跪拜儀式，是強勢群體用來消滅你的自尊與自信的無形武器。強勢群體將你的檢討書收進資料夾時，體會到了將你的靈魂收進了巴士底獄或者所羅門的瓶子裡的成功感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