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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分鐘的話，一個半小時的時間，她都在傷心地哭。她哭著說：“老丁可是個好人呀！她受了那麼大的冤屈，她不哭，還一個勁地勸我。”謝桂琴老太太的父親，是抗聯第五軍的戰士，在她13歲時就犧牲了。不知哪來的“材料”，說她“帶槍投敵”，抗聯的八女投江，就是由於她的“出賣”。老太太哭著說：“老丁替我一算年齡，那時還是個孩子，哪來的‘帶槍投敵’。老丁勸我：你這是一樁冤案，可以查清的，一定要相信黨。春節前一天，要放我回家，老丁忙著替我收拾行李，我看著老丁，我哭了。老丁問我：放你回家過團圓節，是喜事，哭什麼呢？老丁這一說，我哭得更傷心了，我說：我回家了，不就剩下你一個人了嗎？老丁聽我這話，也半晌不說話了。”停了停，謝老太太帶著一股高興勁對我說：“我不識字，造反派要我交代，都是老丁替我寫材料。有一天老丁正趴在桌上寫，一個造反派走進來，對著老丁大喝一聲：丁玲老趴在桌上寫什麼，站起來請罪。”講到這裡，老太太笑了。她說：“我見老丁從凳上站起來，低著頭請罪：‘丁玲有罪，丁玲該死，丁玲死了餵雞，雞吃了也拉稀。’那個造反派沒聽清楚，又吼叫著說：再說一遍！丁玲照原話又唸了一遍。造反派聽了，氣呼呼地說：‘講些什麼亂七八糟的。’一轉身，走了。”
謝老太太接著說：“我當時也忍不住要笑，這老丁不管什麼隨口都能編出來。”我們笑後，再一回味，丁玲的這幾句“請罪詞”，不就是對造反派最辛辣的諷刺嗎？
重訪寶泉嶺的丁玲，同陳明一起，沿著他們當年住過的那排拉哈辮子牆壘成的“六十戶”泥草房，探尋舊日的蹤跡。泥草房塌了，“六十戶”前的泥土路已經雜草叢生，大多數家屬都搬進了新居。丁玲正走著，從一座舊房的瓜棚了，走出一位60多歲的老太太，這老太太一眼就認出了老丁，連聲說：“這不是老丁嗎？”丁玲也趕忙迎上前去，雙手握著老太太的手說：“這不是劉大嫂嗎？”
“十多年了，你還記得我？”
“我哪能忘哩，咱們是鄰居呀！”
“你看我這十來年，牙都掉光了。”
丁玲扶著老太太，親切地問：“你那腰痛病好了些嗎？你的那個孩子現在怎麼樣？怎麼沒蓋新房，還住在這裡？”
丁玲重訪北大荒，在普陽、寶泉嶺、湯原這些她曾日夜懷念的地方，留下了她的歡笑，留下了她對北大荒人的感激之情。她離開北大荒時，農場總局的領導同志，聽說丁玲籌備出版大型文學刊物《中國》，缺少經費，他們對老丁說：“這犯啥愁，給你100萬夠不夠？”普陽農場的同志說：“老丁是我們普陽的人，我們再加10萬。經費的事，我們包了！”
丁玲感激地說：“還是孃家的人親。有了北大倉做後盾，《中國》的經濟實力，誰也比不過。”
歸來華髮蒼顏
美國記者問丁玲，何以在遭受折磨的漫長歲月裡能活下來。她說：我深入人民之中，人民群眾對我的瞭解和信任，是醫治我心靈上隱痛的良藥。
1981年11月初的紐約，寒風襲人。滿頭銀髮的中國著名作家丁玲，在暴風雨般的掌聲中，慢步走上哥倫比亞大學國際關係學院的講臺。她向在座的三百位中美文化界的朋友，講述她作為一個共產黨員作家的感人經歷：從她14歲投身“五四”運動，一直講到1957年被錯劃為右派；從十年###，講到中國共產黨撥亂反正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她說：“有個美國記者問我：在那些遭受折磨的漫長歲月裡，什麼力量使你能夠活到現在？我告訴他：一是相信黨，二是相信人民，帶著黨歷來對我的教導，我深入人民之中，是人民給了我勇氣和力量。人民群眾對我的瞭解和信任，是醫治我心靈上隱痛的良藥。”
丁玲在依阿華、芝加哥、普林斯頓、華盛頓、哈佛、耶魯等大學的講演，都使聽眾為這位中國著名作家在坷坎、多難的一生中體現出的那種剛毅的精神和堅定的信念所吸引、所感動。在這些舉世聞名的大學講臺上，她以一箇中國共產黨黨員、一箇中國作家的驕傲，充滿激情地回答說“以‘自我中心主義’為最高生活準則的美國人，是不能理解我經歷了那麼多的不幸，為什麼還如此朝氣蓬勃？你們大概不理解，我首先是共產黨員，其次才是作家。在我遭受不幸的時候，我們黨和人民，也都在同樣遭受到蹂躪。許多功勞比我大的革命元勳、建國功臣，他們所受的折磨比我更深，我個人的一點損失算得了什麼呢？”她敞開博大的胸懷，展示出中國作家閃光的心靈：“一個革命者，一個革命作家。在革命的長途上，怎能
